沈惠川：人间书话（凌驾阁笔记）

之学术翻译作品

一．学术翻译中的笑柄

    吴大猷先生认为：“笔者以为用中文音译西人姓名，是极不需要且毫无好处之举. 故除了牛顿、爱因斯坦之外，所有人名，概用西文.”“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中，将Barkla，Blackett，Lamb，Bloch，Brattain，Townes译为巴克纳，布拉克，拉目，布劳克，布劳顿，汤里士，错误及不准确可见.” 科技书刊中，吴大猷先生所说“所有人名，概用西文”应该是通则，我甚至认为连牛顿、爱因斯坦亦应写成西文（早年亦有将Newton译成“奈端”，将Einstein译成“安斯坦”的）；但是在一些科普文章中，在一些面对大众的作品中，仍有必要译成中文.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本爱因斯坦传记《一路段投奔奇迹》的介绍. 且不说“一路段”这种译法极为不通，更奇特的是书中将德布罗意（de Broglie）译成“戴布劳格里”，让人极费思量. 法文中标志贵族身份的“de”，的确有人将其译为“戴”（例如“戴高乐”，法文是“de Gaulle”），但是更应注意的两条准则是：（1）必须按其祖国语言的发音音译，而不是按英语的发音音译（例如Louis按法文应译成“路易”而不能按英文译成“路易斯”，正如法王“路易十四”从来没有被译成是“路易斯十四”一样）；（2）若有“约定俗成”的译法就按约定俗成翻译（例如“福尔摩斯”的原文是“Holmes”，但从来无人将其译成“霍尔姆斯”；又如“大仲马”的原文是“Alexandre Dumas”，但也从来无人将其译成“杜马”），除非你是创建“约定俗成”的第一人. 德布罗意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的物理学家，凡从事物理学工作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反而将其译成“戴布劳格里”则就有点莫名其妙、变成陌路人了.

    同样，有一本名人传记书将著名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薛定谔（Schrödinger）译成“施罗丁格”，也是莫名其妙. 一看就知道译者不学无术，起码是对物理学、对自然科学不学无术.

    最可笑的是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半夜凉初透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半夜凉初透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半夜凉初透国界东段问题》之第三章中，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将“蒋介石”（韦氏拼音为“Chiang Kai-shek”）译成“常凯申”（有人认为，“这个错误,只是众多错误中“最荒唐不过”的一例”）.

    有一个以吴大猷先生的“猝量”（jumpulse）为旗帜并提出所谓“后科学”理论的人李倩仪（她是“后科学创始人”郑佑的代言人，她将“jumpulse”译成“跃冲”），在提到“跃冲”在乒乓球运动中的应用时竟将中国著名运动员庄则栋（Chuang Tse-Tung）翻译为“庄泽东”，也十分搞笑.

    以上仅仅是可笑. 有些错误的翻译可能造成纠纷或经济损失（“常凯申”一案由于收回原书已造成经济损失）.

    Pais的《上帝是微妙的》（一本爱因斯坦传记）多年前有一种陈崇光的译本（后来又有了方在庆的两种译本）；其中有一处将“墨索里尼”（Mussolini）译成了“穆斯林”（Muslim）. 这个误译遭到了已故物理学评论家关洪的一通猛轰. 幸亏在中国的穆斯林物理学家不多，否则真可能酿成一场纠纷.

    Landau和Lifshitz的十卷本《理论物理学教程》是“理论物理学的百科全书”. 翻译这套世界名著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然而，曹富新先生在2009年翻译出版的其中第七卷《弹性理论》时却犯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错误. 最使人笑破肚皮的事是，“最后的两位被感谢人更被译者作了‘变性手术’，由男变女，实在骇人听闻”（理论物理所刘寄星先生语）. 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金兹堡，竟被译成了“根兹布拉伽”. 究其原因，是曹富新先生将俄语中的“格”误认为是“性”了. 俄语中的“性、数、格”是很复杂、很严格的，但也很有规律. 当然曹富新先生译本的错误还有许多（见刘寄星先生在《物理》上的文章），以至于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11年1月在《物理》网站上发了一个通知，声称“朗道、栗弗席兹的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弹性理论》新译本将于今年出版. 凡已购买了2009年3月出版的该书旧译本读者均可以旧换新”. 这次“以旧换新”的补救措施，经济损失是免不了的了（当然出版社也不是省油的灯，经济损失最终还是转借到读者头上）.

    笑话归笑话，重要的是搞清原因. 分析起来,理由可以概括成两点:一是时间仓促，二是作者不熟悉资料.时间仓促可以理解,但这是作者囫囵吞枣看资料的正当理由么? 为何不搜索一下资料,确认一下身份?若实在对资料所知有限,为什么不问问同行?再者,若时间不够,为什么非得牺牲学术水准而赶这个时间呢? 作者以不知以为知,敷衍潦草,如此治学态度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唏嘘不已. 至于俄语翻译,人才缺乏也是事实,但总有“懂行”的人，况且还有英文版可资对照.

    对译者，我们不要一棍子打死；既然是“人”，总要犯错误. 把译者打死了，以后谁会再给你翻译？曾经有一个教授，他翻译了一篇科学论文，但最后死活不肯署名，就是害怕翻译水平可能不高，惹人笑话. 因此，对学术翻译作品，只要不是有原则性的错误，人们就不应苛求，能看得懂就行（内行人连蒙带猜总是能看懂的）.（否则你自己来试试!说不定你还不如他.）学术翻译作品,应允许有多种版本,多种版本之间可以进行比较，比较之后就“适者生存”了.

    日本人的学术翻译作品几乎囊括世界上所有的好书. 在这一点上应该向日本人学习. 俄半夜凉初透国人也不差. 中国要出版更多的学术翻译作品，就会有一个“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允许译者犯错误. 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希望这一过程越短越好，错误越少越好.

二．学术翻译中绝妙好“词”评比

    上海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戴世强教授说，他十分欣赏3个科学名词的汉译：第一个是“基因”（gene），第二个是“声纳”（sonar），第三个是“鲁棒”（robust）. 他说另一个词“混沌”（chaos）译得也不错，只是不如前3个.

    戴世强教授说，英语术语“gene”一百年前由美国遗传学家摩根首创，1926年，他的《基因论》问世，此词随之流行；据说，将“gene”译成“基因”者是摩根的入室弟莫道不消魂子谈家桢院士. 这真是“绝妙好译”，义同音同，天衣无缝！查《牛津高阶双解英汉词典》，gene的释义为“unit in a chromosome which controls heredity”，亦即，“组成控制遗传的染色体的基本单元”，稍懂遗传学的国人一见“基因”就可明白此意.

    而“声纳”（sonar）原词缩自“sound navigation and ranging”，构词法类似于radar（雷达），指的是“水下声波探测定位系统”. 此词出现得较晚，汉译也有传声传义兼有之妙，这个“纳”字译得尤其精当.

    至于“鲁棒”（robust）一词，戴世强教授说，“这又是一个音义兼顾的妙译，定型的历史更短. 源于控制界，意义是系统对模型或参数的扰动不敏感，英文有‘强健’、‘粗壮’之意. 据陈立群教授告知，按控制界元老郑应平教授的说法，可以想象为一个山东壮汉，手持大棒，‘鲁汉持棒’，多么形象！我第一次从有关控制的著作中看到robust时，第一印象觉得可以按照苏北话译成‘老不死（的）’，可惜不能作为科技术语，太不雅了.” “鲁棒”中的“鲁”亦可作“鲁莽”解（读者不要想入非非了）.

    “混沌”（chaos）一词的首倡者似乎是率先在我国介绍混沌理论的力学家朱照宣教授，英语-汉语匹配得很不错；最初译成“浑沌”，而后，更多的人接受了“混沌”这一译法.

    与“混沌”一词差不多水平的是“位力”（virial）. “位力”（virial）一词最初没有汉译；有些书上直书“维里”，以至于某些人误认“维里”是一个外国科学家姓氏的汉化；又有人将其译为“均功”，实际上它与“功”根本不搭界. “位力”是“均位力积”的简称，意指“位移和力的乘积的平均值”. 这一译法有“传声传义”之妙，但作为“均位力积”的简称，总觉得翻译水准还差那么一点点. 当然至今为止没有更好的译法.

    “位力”（virial）的翻译可能是王竹溪先生的功劳. 王竹溪先生还提议将“kinetic theory”译为“动理学”，以取代原先的译法“运动论”. 但“动理学”的译法有点突兀，不算很好.

    其实，比“混沌”（chaos）和“位力”（virial）更好的翻译是量子力学中的“大千世界诠释”（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原来（现在也经常）被译为“多世界诠释”（这种译法太直白，如鲁迅所说的“硬译”），后来被台湾一位物理学家改译成“大千世界诠释”. 这一译法很有禅味；量子力学中的这种诠释本来就很有禅味. 我觉得这样的翻译兼顾了语言和哲学，是一个不错的译名.

    大多数科学术语仅照顾“义同”. 例如“共轭”，“辏力”，“轫致辐射”. “轭”指两头牛背上的架子；“轭”使两头牛同步行走. “共轭”即为按一定的规律相配的一对. “辏力”是始终指向某固定点的力，意为车轮的辐聚集到中心；“辐”象征“辐条”. “轫”为阻止车轮转动的木头，车开动时即将其抽走；“轫致辐射”是高速电子骤然减速时产生的辐射，又被称为“刹车辐射”、“制动辐射”. 所有这里的“轭”、“辏”、“轫”、“辐”均与“车”有关. 译者在翻译时肯定查了不少古书，有学问！

    近代许多新学术名词的翻译都离不开古书，例如粲夸克(Charm quark)中的“粲”.

    也有一些科学术语仅照顾“音”而不管“义”，例如“辛条件”（symplectic condition），“酉群”（unitary group）中的“辛”和“酉”. “辛条件”（symplectic condition）又被译为“耦对条件”；其实什么是“耦对”？意义并不清楚. “酉群”（unitary group）指nXn酉矩阵组成的群，是一般线性群GL(n,C)的一个子群；群乘法就是矩阵乘法. 可以看出，“辛”就是sym，“酉”就是u；没什么物理、数学意义.

    还有一些科学术语是完全模仿化学中的“造字运动”形成的，例如“熵”（entropy）、“焓”（heat capacity）等. “熵”的意思就是热量与温度之间的“商”. “焓”的意思就是“热容”，即单位质量物质中所“含”总热能. 这些“词”的物理意义十分含糊；但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来代替，只能如此了. 时间一久，改也难了.

    现代医学中有些药名也是完全模仿化学中的“造字运动”形成的. 由于化学污染对人体的伤害太大，带累人们普遍对化学中的“造字运动”没有好印象.

    从以上评比中可以看出，科学术语的翻译，最好是既照顾“义”又照顾“音”，还要照顾其“哲学”解释；如果不能兼顾，次好的是照顾“义”，比较差的是只照顾“音”；最差的是“造字”. 汉译科学名词的翻译，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文字功底，最好对古文典籍有相当程度的熟悉.

三．日文翻译对汉语学术翻译的影响

    有人做过统计，科学术语中的汉译，有70%来自日译. 物理学科学术语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质点”、“刚体”、“热力学”、“量子力学”、“压力”、“自由度”、“浑沌”、“正则”这些名词，完全与日文中的写法一样；实际上就是直接从日文中搬过来的.

    其中“正则”（canon）一词，正好是“佳能”电器的招牌.

    另有一些科学术语中的汉译，基本上与日文表达差不多，但前后次序有所颠倒，例如“相位”（日文“位相”）、“配分函数”（日文“分配函数”）等等.

    还有一些科学术语中的汉译，与日文表达差别不大，能猜得出来，例如“分析力学”（日文“解析力学”）、“经典力学”（日文“古典力学”）、“电动力学”（日文“电气力学”）、“晶格”（日文“格子”）、“谐振子”（日文“振子”）、“光速”（日文“光速度”）、“相变”（日文“相转移”）、“二次量子化”（日文“第2量子化”）、“湮灭算符”（日文“消灭演算子”）、“路径”（日文“经路”）、“边界条件”（日文“境界条件”）、“缩并”（日文“缩约”或“缩合”）、“凝聚”（日文“凝缩”）、“绝热”（日文“断热”）、“正电子”（日文“阳电子”）、“引力塌缩”（日文“重力崩坏”）、“约束条件”（日文“拘束条件”）、“表象”（日文“描象”）等等.

    但是，科学术语中的汉译也有与日文表达完全不同的；例如“湍流”（日文“乱流”）、“无规”（日文“乱步”）、“碰撞”（日文“散乱”）、“氢”（日文“水素”）、“共轭”（日文“共役”）、“信息”（日文“情报”）、“非局域”（日文“非局所”）、“久期方程式”（日文“永年方程式”）、“系综”（ensemble，日文“统计集团”）、“系综平均”（日文“集团平均”）等等.

    其中日文“统计集团”（ensemble），很容易被误读为是“统治集团”. 确实，近代的统计力学中，“系综理论”已占统治地位；说“统治集团”有影射、无大错.

    “系综”（ensemble）的汉译完全是学术性的，平时很少有人用；古籍中找不到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有些打字员常常将其错打为“系统”。“系综”和“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概念；如同“马”和“白马”。

四．科学术语的台湾汉译和大陆汉译

    科学术语的台湾汉译与大陆汉译略有不同，例如台湾的“音子”就是大陆的“声子”，台湾的“音波”就是大陆的“声波”，台湾的“机率”就是大陆的“几率”，台湾的“系集”就是大陆的“系综”，台湾的“形象”、“象”就是大陆的“相”，台湾的“形象空间”就是大陆的“相宇”或“相空间”，台湾的“变相”、“变半夜凉初透态”就是大陆的“相变”，台湾的“纷乱”就是大陆的“无规”，台湾的“起伏”就是大陆的“涨落”.

    也有一些译法是出人意料的，例如台湾的“电浆”就是大陆的“等离子体”；台湾马上庚先生的“人口压”就是大陆的“化学势”，他的“合群粒子”就是大陆的“Bose子”，他的“不合群粒子”就是大陆的“Fermi子”.

    关于统计力学中的“遍历性”或“各态历经”（ergodic）在台湾的某些科学家文稿中直接写成“爱高荻”.

    台湾汉译和大陆汉译大部分都受日文翻译的影响；只是在日文翻译不能满足中国人需要或日文翻译词不达意的情况下，台湾和大陆各自发展了取向不同的翻译途经. 相信在两岸学术交流日益加深的将来，这种差别会越来越小.

五．对学术翻译的一般性评论

    有人认为国外的学术作品比国内的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言必称“看原著”（实际上是“看英文原著”；对Landau的书他们也说“看原著”，殊不知Landau原著是俄文的而不是英文的），实在是一种误解或走极端。 国外的学术作品有好有差，国内的学术作品也有好有差；只是学术翻译作品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与你看得太多的国内平庸作品一比较，就显得“差”了. 胡编乱造、粗制滥造、抄袭伪造、胡说八道的现象在国外同样有不少案例，只是你没有亲眼见到罢了。拿“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国外学术作品与像洪水泛滥般多的国内学术作品相比，如同“田忌赛马”一样，不在一个档次上. 而大多数人的所谓“看原著”，实际上也只是看一些国外的平庸之作；真正Einstein、Newton、Boltzmann、Gibbs等人的原著，保证他们没有读过或者没有认真读过。

    实际上，言必称“看原著”的年轻人的外语水平并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前面所述翻译Landau和Lifshitz《弹性理论》译得十分糟糕的曹富新先生就是一个证明。自上世纪80年代起留学美国的中国大学生何止十万，但几乎没有看到他们带回来什么学术上的翻译作品。

     这个话题又要涉及到日本和中国两种消化西方科学技术的体制孰优孰劣的问题。日本科学家多数英语并不好，但国际上几乎所有先进的、优秀的西方学术著作都有日文译本，他们所获得的诺贝尔奖比中国多；反观中国，学英语的人那么多（每年花许多金钱搞GRE、托福考试），但翻译的学术作品却少得可怜，与诺贝尔奖则多年无缘。

    学术翻译用不着看见一本国外学术作品就立即动手去译，而首先要在众多国外学术作品中进行挑选；要挑选那些真正有创新观点、真正有实用价值、起码在逻辑结构上有所创新、起码在语言表达方面有新鲜意境的国外学术作品作为翻译对象。科学出版社前一阵引进的国外学术作品，许多根本不受欢迎，只有个别几本卖得好，其他只能降价处理。不见得凡是老外写的就都是好的。

    学术翻译还涉及到版权问题。然而，一般说来，真正学术性的作品，尤其是数学、物理学方面的作品，时效性不是很强，内容都差不多；老一点的和新一点的没有太多的变化；因而选用过了版权保护期限的版本来做翻译不会影响学术水平。有些年代久远的老版本反而更有味道、更有哲学深度、更有东西可挖。化学、力学、电磁－光学（这些学科实际上是“应用物理学”）方面的教科书更是有几十年不变的老传统，用不着关心其最新版本。不过，有些学科如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等方面，以及有关科学史方面和科学家传记方面的最新版本，要注意它们的版权问题。国内的出版社，目前很少愿意出高价购买版权（版权费一般占10％；但由于俄文版的版权费较低，甚至可以免除版权费，因而翻译Landau和Lifshitz的书现在选用俄文版的；当然俄文版原汁原味也是选用的另项原因），这当中就要有所选择。

    物理学方面的著作，凡带有“量子”两字的书都好卖. 但涉及量子力学的教科书，其实都大同小异。有人说“中国人写的量子力学教科书讲不清楚”，实际上老外写的量子力学教科书绝大多数同样“讲不清楚”；“清楚”、“不清楚”不是文字语言问题，也不是汉语的表达问题，更不是中国人的理解力问题，而是正统量子力学诠释本来就有逻辑上的问题。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多引进翻译几本量子力学教科书当然也无不可，但学术意义并不大。反而“非正统”量子力学方面的著作倒有引进翻译的必要，看看这些书的老外作者说些什么，有什么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参考，对我们有何启发。中国物理学家实际上在量子力学研究方面的力量很弱，这是不争的事。

    量子力学学术作品中最出名的是P.A.M.Dirac的和Landau的，此外还有Feynman的、Messiah的和Schiff的等等（以上属于“正统”量子力学）；非正统量子力学有de Broglie的。这些作品都已有中文版（当然是在加入版权公约前翻译的）。其中P.A.M.Dirac的《量子力学原理》的翻译水准很高，几乎每一个字都译出来了。量子力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这些。如果再找其他量子力学外文版来翻译，不会有太多新的内容。非正统量子力学时不时会冒出一些来，这倒有翻译过来的必要（但目前的读者数不会多；有些属于诠释方面的问题，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个难点）。

    物理学类统计力学方面的著作（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是物理学家工作的重点领域和活跃阵地）也同样。国外和国内的教材之所以都“说不清楚”，问题不在语言或理解力，而在于教材中的“系统性问题”。这一论题台湾的马上庚先生论证过（见他的《统计力学》序言）。统计力学学术作品花样百出，每一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写法，新东西也不少；因此统计力学学术作品方面的引进和翻译要加强。统计力学学术作品方面的好书不少；国内已经翻译过Mayer夫妇的、Fowler的、ter Haar的、Reichl的、Pathria的、田长霖的等等。关于统计力学，我在另一处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

    物理学类学术作品中还有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两大分支。电动力学中总要包含狭义相对论的内容。狭义相对论诞生100多年了；爱因斯坦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弄清楚、解决了的问题，到21世纪的今天仍有一些人理解不了。在中国，竟然有“民科”这一说。狭义相对论实际上是两个以匀速度作相对运动的参考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注意到“同时”的相对性，必须注意到在这两个参考系中“力学规律”是“平权”的。每个人只能处在一个参考系中，他只能以这个参考系的立场说话。他如果代表两个参考系的立场说话，或者如果站在第三个立场说话，那他就仍旧是Newton思维。凡是“搞不懂”狭义相对论的人（有些甚至是大学教师），要么老是惦记着Newton力学，要么总是将有加速度的“广义相对论”问题扯进来，要么两种错误同时犯。爱因斯坦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弄清楚、解决了的问题，在许多书上都有详细的阐述，译成中文的就有Pauli的、Landau的、Bergmann的等等（未译成中文的还有不少，例如Bohm的）。然而有些科技人员、包括个别大学教师，脑子里总有一条筋转不过弯来（这与学术作品的翻译水平无关）。对于这种人，也只能由他（但不适宜于当教师）。实际上，在所有学术著作之中，唯有相对论才算得上真正严格、漂亮的工作；其他任何工作，比起相对论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除了狭义相对论之外，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中的其他内容都是浅显易懂的，对中国人的理解力来说不存在任何障碍。目前市面上引进翻译的Goldstein《经典力学》、Landau《力学》，Jackson《经典电动力学》、Landau《场论》、《连续媒质电动力学》已经足够，暂时不需要再翻译其他作品。Goldstein《经典力学》和Landau《力学》虽然是好书，然而其中也有不足之处。用不着“为尊者讳”（当然，Goldstein还称不上“尊者”，他比起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老师吴大猷先生差得远了）。如果中国的学者和教授连如此浅显易懂的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都拿不下来，那就太愧对我们的先辈炎黄老祖了！

Tags: 人间书话, 学术翻译, 沈惠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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