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江：亡命天涯(沈惠川精编版，下)
叶志江：亡命天涯(下)
叶志江：亡命天涯之羊城话羊
从长沙继续南下，我们到了广州。
走上街头，扑面而来的是令人眩目的“红海洋”。临街的建筑物墙面都被涂成红色，并配以毛语录和宣传画。
红色象征革莫道不消魂命，蕴涵热情，但当红色巨大到无处不在时却让人不寒而栗。当我置身于广州的红海洋时，我想起了北京城里红八月中的种种恐怖行为。
长沙市委大院里因为没有毛语录而被学生造反，广州市委让全城都成为毛语录的红海洋，大概没人会造反了吧。也不，学生们说广州的红海洋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惧怕革莫道不消魂命群众在墙上张贴炮打市委的大标语、大字报。
这颇有点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当然，广州市委不希望大字报上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毛泽东亲自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学生们有此疑问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曾坐镇广州，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刚被濯升为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中国政坛上的第四号人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广卅市委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司令部的成员。
炮打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司令部的人是文瑞脑消金兽革中的大罪，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司令部里的人员如走马灯似地频频下岗，三个月后陶铸便从政坛上突然倒下，他的陨落同他的濯升同样迅速和让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跌眼镜。广州地区的各级干部立即陷入灭顶之灾，红海洋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
在我们到达广州时，街上尚未见大字报，市面也依旧繁荣，珠江边的九重天酒楼内座无虚席，人声鼎沸。酒楼的菜价令人咋舌，我们似林冲误入白虎堂。虽然囊中羞涩，但限于面子，我们硬着头皮站在桌旁，等候挨斩。不料广州人排外，对我们这两个“北佬”白眼相待，算是给了我们下台的台阶，让我们带着革莫道不消魂命者的“义愤”步出大堂，心中窃喜不已。
武汉人驱赶“南下一小撮”是出于保皇的政治目的，广州人不欢迎南下的“北佬”大概是缺乏政治觉悟的表现。
位于郊区的各大学校园里却是一派完全不同的景象。不仅“北佬”云集，在广州市委的领佳节又重阳导和部署下，校园里贴满了炮打校党委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
舍车马，保将帅，是文瑞脑消金兽革初期各级领佳节又重阳导玩得最多的政治游戏。可怜的广州各大学的干部和教授们也就统统成了被舍去的车马或替罪羊。
“五羊衔谷，萃於楚庭”,美丽的传说让广州得名“羊城”。一九六六年秋天的羊城，遍地都是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
今天，陈寅恪的名字可说是如日中天，但当我徘徊于中山大学的校园时，陈寅恪几乎被淹没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
据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记载，陈居住的楼房曾被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掩盖得看不到一点砖墙，活象一口纸棺材。他维持生命所需的药物和食品被中断，高音喇叭装到了他的病床边，震耳欲聋的批判声让他终日心惊胆战。三年后，一代宗师被折磨而死。铮铮硬骨，从不屈服的陈寅恪却在临死前坦陈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这并非是低头认罪，按民间的说法是他要和“革莫道不消魂命”划清最后的界线，带着“反动”的帽子离开尘世。
“反动学术权威”是如此下场，学校的各级党政干部也都自身难保。
在广东工学院的校园里，一位面目清瘦、五十岁左右的领佳节又重阳导干部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清扫马路。当围观的学生羞辱他时，他没有丝毫颤栗和羞愧，而是一边扫地一边反唇相讥。
我已不记得双方当时的全部对话，但他说的一句话：“总有让人说话的一天！”曾使我震撼，也使我终生难忘他吐出这九个字时凛然的神情。
我也有过百口莫辩的经历，我知道这句话里包含的全部含义和情感。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历史的真莫道不消魂相也不会永远被埋没，因为“总有让人说话的一天！”。
多年后，我们知道了刘XX说过的那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同样是锵铿有力的九个大字。
所有这些有名气的或无名气的，但都是不屈的人的心声最后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当每个人都撕下了“永不翻案“的护身符后，文瑞脑消金兽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真正地永世不得翻案了。
文瑞脑消金兽革是各种政治力量角斗的舞台，也是人类的良知和邪有暗香盈袖恶搏斗的舞台。人们
或许会迷惑于五光十色的政治口号，但善恶之间的界线却是恒古不变。文瑞脑消金兽革中不乏受难者博得同情的例子，人们的政治倾向在善恶之间并不总是压倒一切的。
当青年学生被打成反革莫道不消魂命时，我感到不平；而当大大小小的干部被斗得七荤八素时，我又同情于他们。
两个月后，我曾重返四川，在成都目睹了一次干部被斗得七荤八素的场面。当时，“革莫道不消魂命路线”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的党政领佳节又重阳导干部都在天下大乱的过程中被赶下了台。
批斗会在人民南路的一个广场举行，那里曾是皇城所在地，残留的城楼如同北京的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城楼被用作大型集会的主人比黄花瘦席台。清华大学的招牌和成都人对北京学生的敬重让我和姚永宁得以混到城楼上“观摩”。
站在城楼的边上，只见台下是几十万参加集会的群众，台上是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和被批斗的西南地区党政大员，叫得出名字的有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帘卷西风书记廖志高，四川省长李大章和成都市委帘卷西风书记廖井丹。
会场内红旗招展，“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声和革莫道不消魂命歌声此起彼伏，而会场外无数的保守派群众正在冲击会场，试图解救被批斗的领佳节又重阳导干部。
四川省委帘卷西风书记廖志高正在代表省委作检查。
会议中途，早有预谋的一部分激进分子突然在城楼下摇旗呐喊，鼓噪起来，指控主持批斗大会的造反派头头是“明批暗保”。在一“左”一“右”两股力量内外夹攻下，台下的人群顿时大乱。保护会场的纠察队员垂头丧气地放弃了警卫，保守派群众乘机涌进会场，左、中、右在城楼下混作一团。
如此壮观的群众运动场面和街头闹剧，如今恐怕只有在台北凯达格林大道上才能见到了。
台湾是中华民族保存国粹的最后一块宝地，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这混乱的时刻，台上的一幕永远地凝固在我的记忆中：
李井泉表情冷漠，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毫不关心。
李大章嘴角挂着一丝嘲笑，大概在等待好戏开场。
廖志高脸色惨白，拿着讲稿的手抖得像筛糠一样。
官最小，但身材魁梧的廖井丹自告奋勇地走到城楼边高声劝说保守派群众退
出会场。
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同情心完全转向这些曾身经百战而不幸沦为羔羊的老同志身上，因为我也嚐过这种被批斗的滋味。我不知道自己被批斗时是否脸色惨白，但我肯定是又害怕又羞愧。我无法神定气闲，漠然视之，更不敢在嘴角挂一丝嘲笑。
我永远后悔自己被批斗时不够坚强和潇洒，幻想着有机会再来一次时至少可以像阿Q上法场那样唱两句“手执钢鞭将你打”之类的戏词。
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被眼前的混乱搞得六神无主，慌忙鸣金收兵，带着李井泉等人离开城楼，不知去向。
廖井丹此时依旧在城楼的一角作着无用的努力。我佩服他不管个人安危的勇气，悄悄地告诉他其他人都已离开，建议他赶快脱身。当几个军人和一辆轿车出现在城楼的台阶旁时，我推着他往楼下走。他一边说着“我不能离开”，一边挪动脚步走下台阶。
轿车旁挤满了人，车门已无法打开，我又让他爬上车顶。在一片“廖井丹滚下来！”和“廖书记快上车！”的口号声中，成都市的堂堂父母官无奈地端坐车顶，像一叶孤舟，在波涛汹涌的人海中缓慢前行。
在历史上，广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从林则徐虎门禁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反清起义，到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广州市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又一幕。在广州全城淹没在一片红海洋中时，这些革莫道不消魂命的遗址虽未遭到大的破坏，但或者谢绝参观，或者冷冷清清，无人问津。
谢绝参观和冷冷清清的原因是广州作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大本营，这里的革莫道不消魂命遗址大多是纪念国民党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先驱。
毛泽东说：“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于是，曾经同为革莫道不消魂命群众的两派都视对方为国民党余孽，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那些躺在地下的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分子，红卫兵们恨不能“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只得拿革莫道不消魂命遗址地面上的“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和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的题字等出气，统统于以清除。
台湾的陈水有暗香盈袖扁上台后在岛内大力推行“去国民党化”，改路名，拆牌匾，忙
得不亦乐乎。其实，这并无新意，不过是步当年广州红卫兵的后尘罢了。
难怪连战夫人连方瑀曾说：“不到台湾就不知道文瑞脑消金兽革还在搞。”
红卫兵早已销声匿迹，陈水有暗香盈袖扁也进了台北的看押所。一切试图割断历史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概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历史也不应被割断，上海的朱学勤教授说得有趣也不无道理：
文瑞脑消金兽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法莫道不消魂国革莫道不消魂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莫道不消魂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瑞脑消金兽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因为冷清而更显肃穆，数十年中，那些西洋风格的建筑群和挺拔的松柏如同梦境一般在我的脑海时隐时显，难以忘怀。在乱轰轰的世道中身处清静的陵园，一如在岳簏山顶黄兴的墓地，会让你于历史的沉思中对周围儿戏般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大彻大悟。
当年黄兴率领革莫道不消魂命党人直扑两广总督衙门时，从者都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还是儿女情长的年华。面貌如玉的林觉民临死前《与妻书》中一句“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让多少人肝肠寸断。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个个以天下人为念，毁家赴难，更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这一代人似乎生不逢时，那些自以为紧跟毛泽东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路线”，冲击两广省府衙门的青年学生中或许不乏视死如归者，但一个个都成了“画虎不成”的犬。
林觉民的堂兄，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一个爱国志士。五四运动时，他在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里放了一把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了大名的火。但当北京的“地派”红卫兵，包括清华414派的学生（见美国人韩丁写的书：《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莫道不消魂命》），自以为发扬五四精神放火烧了英国代玉枕纱厨办处的房子时，他们又一个个成了中央文瑞脑消金兽革争夺外交部权力的替罪羊。
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定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当革莫道不消魂命蜕变成“假面舞会”，人妖难分时，十年文瑞脑消金兽革成了犬羊辈出的年代。
寻觅沙面，一半是因为岛上浓荫掩映中的欧陆风情，一半是为了美丽的西关女子区桃。
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虽然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被批判，但这部岭南文学名著曾深深地影响过我们这一代人。摇曳多姿的南国风情，三家巷里几个青年学子在大革莫道不消魂命时代的悲欢离合，似乎比北平城里卢嘉川、余永泽和林道静大浪淘沙式的命运更触动我的小资神经。但革莫道不消魂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谈情说爱，《三家巷》中那些男欢女爱的情节触犯了文瑞脑消金兽革时期禁欲的天条。
当我漫步在宁静而美丽的沙面岛时，我仿佛能听到当年示薄雾浓云愁永昼威者们的呐喊声和岛上英军密集的枪声。在生与死的关头，美丽的区桃为保护她爱着的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她为反抗列强而死，也是为爱情而死。欧阳山既赋予区桃女性的美，同时也赋予了她美丽的灵魂。《三家巷》里众多人物中，唯有区桃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姚永宁在追寻丽达同志时，我也在追寻心目中的区桃。时代造成的阴差阳错，让他投入冬尼娅的怀抱，而我和林道静同志苦恋八年。
漫步沙面，既能从岛上一百多座殖民地建筑中感受历史的沧桑，也能沉浸于文学作品的千滋百味中。倘若要提升自己的阶半夜凉初透级觉悟，立于六二三路尽头处的沙基惨案记念碑无时不在提示路人“毋忘此日”：四十多年前的六月二十三日，五十多名广州市民就像区桃一样倒在英军的枪口下。
但当一部分阶半夜凉初透级觉悟奇高的香港市民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极左思潮影响下挑起抗英暴有暗香盈袖动时，他们也都成了“犬”和“羊”。
在香港左派七個月的抗英暴有暗香盈袖动中，五十多人暴死街头，和同样是抗英的沙基惨案中死亡的人数奇妙地相当。套用当时的左派领袖羅孚后来说过的一句评语，那些在瘋狂歲月中死去的人虽然也让后人“毋忘此日”，却都死得“糊裡糊塗、莫名其妙”。
但有人不糊涂，暴有暗香盈袖动引起的移民潮造成香港房价大幅度下跌，成就了李嘉城这样的大富豪。
叶志江：亡命天涯之湖畔风波
去杭州颇费了一点踌躇。
无论是淹没在红海洋中的广州、陷于旋涡之中的武汉，还是“天下未乱蜀先乱”的重庆，那都是革莫道不消魂命大串联的好去处。至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长沙，更是红卫兵们向往的圣地。即使我是在逃亡，也得“以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名义”选择逃亡匿身的去处。在重庆等城市逃亡时，我可以混入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洪流而问心无愧，不必担心被革莫道不消魂命群众秋后算帐。
但杭州和革莫道不消魂命有何相干？“东南形胜，三吴都会”，词客骚人都会于此，那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去处。去杭州颇有借革莫道不消魂命串联的名义游山玩水和“公费旅行”的嫌疑，我担心回校后会被革莫道不消魂命群众抓住把柄。
大革莫道不消魂命失败之际，处于彷徨中的肖涧秋躲到了风景如画的浙江芙蓉镇。文瑞脑消金兽革前夜，肖涧秋身背逃兵罪名，和电影《早春二月》一起被乱箭射杀。可见去风景如画的杭州还有步肖涧秋后尘之虞。
在后人眼中，大串联是当年青年学生花着国家的钱四处煽风点火和游山玩水的荒唐事。事实上，除去在旅途中和全国人民一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外，当时大多数学生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觉悟”都很高，并不图一时之蝇头小利。大串联中，煽风点火者有之，那是“革莫道不消魂命觉悟”最高的表现，纯粹游山玩水的也一定有，但两者绝对都是“一小撮”。绝大多数学生是将大串联作为朝圣之旅、文化苦旅、健身之旅和磨练意志之旅。这同后来连战等人将他们在大陆各城市的“串联”称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是一个意思。
除了拿出铁道游击队的不凡身手登上拥挤不堪的火车，许多青年学生凭借双脚走天下，风尘仆仆地徒步向北京、井冈山和延安等地进发，或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深入雪山草地，接受革莫道不消魂命传统教育。更有人跨过国界投身于援越抗美的战火中，那已经是进入到国际主义的境界了。
当驶往上海的火车在杭州站停靠时，我想起柳永的名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顿时和金国皇帝完颜亮一样对西湖美景垂涎三尺，便决定“冒天下之大不违”，在杭州下了车。
其实，我们是多虑了。在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大潮冲击下，杭州已非世外桃园。
多年后，人们惊讶地获知世无前例的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竟然是伟大领袖在平静的西湖边日思暮想地酝酿而成。
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后，毛泽东悄然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直至次年的六月中旬
才起驾回到别梦依稀的故园韶山。长达八个月中，毛泽东大多居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
每逢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中国的名山胜水历来是领袖们的藏龙之处。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在雄奇秀丽的庐山已住了一个多月。他在牯岭官邸“美庐”频频召见社会各界名流，垂询民瑞脑消金兽意。事变爆发十天后，蒋介石终下决心，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号召“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时气壮山河。
在杭州刘庄的一片湖光山色中，在南方春夏之交的潇潇细雨中，毛泽东运筹帷幄，频频召集会议，从舆佳节又重阳论和人事着手，为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作了充分的准备。作为文瑞脑消金兽革宣言的“五一六通知”便是从杭州会议开始起草的。
杭州的居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大事。在我的记忆中，杭州人在一九六六年的深秋并无惊天动地的革莫道不消魂命举动。在浙江大学等院校看了几天大字报后便觉意兴阑珊，近在呎尺的西湖美景和断桥相会之类的传说在心理上沉淀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在离开杭州前，姚永宁和我决定做一天可耻的“逃兵”，去西湖和灵隐释放“压力”。
在清晨的薄雾笼罩下，西湖显得格外幽静，环顾四周，不见人影。在湖边和通往灵隐的路旁，每棵树上几乎都贴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游山玩水的滚回去”，让我们看得脸红耳赤，自惭形秽，根本不敢也不好意思再用正眼去欣赏“浓妆淡抺总相宜”的西湖美景。
在武汉，到处是“南下一小撮滚回去”的大标语，那是未庄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闹革莫道不消魂命。在杭州，取而代之的是“游山玩水的滚回去”，那又是如假包换的红卫兵小将不准阿X们不革莫道不消魂命。
当我们提心吊胆，目不斜视地走到灵隐时，只见千年古刹灵隐寺和岳庙的大门都紧闭着，寺庙四周同样是杳无人迹，只有残缺的标语传单随风飞舞，呈现着一片狼藉。
一个月前，这宁静的山间却是人声鼎沸，发生过一场“灵隐寺保卫战”。
当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在京城大破“四旧”时，杭州的中学生也不甘落后，横扫杭州城里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
八月下旬，几百名被革莫道不消魂命热情烧得发昏的中学生呼啸着杀向灵隐寺，扬言要
捣毁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灵隐古刹。浙江大学几千名学生闻讯后抄近路直奔灵隐寺，抢先赶到灵隐寺守卫。在“云林禅寺”金匾下，双方对峙数日, 攻防人数从几千人急速上升到数万人。围寺的中学红卫兵曾试图用炸药和汽油火攻灵隐寺，杭州各界人士闻讯后纷纷赶来增援护寺的大学生。
或许是寺中的菩萨显灵，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灵隐寺免却毁于一旦的命运。
寺中供奉着弥勒佛，笑容可掬，佛门前有对联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面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愚蠢之举，还是弥勒佛最想得开。
宗教起源于人类的苦难，这世间有太多的难容之事和可笑之人，难怪弥勒佛应运而生，香火不断。
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大学生红卫兵和中学生红卫兵多次发瑞脑消金兽生冲帘卷西风突，虽然胜多败少，但文瑞脑消金兽革后这胜负又大多被颠倒过来。大学生红卫兵在“灵隐寺保卫战”中取得的胜利至今仍被历史肯定，可算是硕果仅剩了。
另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硕果仅剩”事例是大学生红卫兵对“血统论”的批判也得到了历史最终的肯定。
当一批以老红卫兵自居的中学生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昏蛋”的血统论时，他们遭遇到大学生红卫兵的反击。
有趣的是，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中，成为攻辩双方的代表人物按受教育程度而言却严重错位。虽然支持血统论的大多是中学生中的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子弟，但阐述血统论的代表人物却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而代表大学生们发表批判血统论的雄文《出身论》的遇路克只读过中学。
当然，这两个代表人物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错位。谭力夫和中学红卫兵的头面人物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文瑞脑消金兽革后一同平步青云，而年仅二十七岁的遇路克却被推上断头台，命归黄泉了。
尽管许多大学生困惑于文瑞脑消金兽革理论而做了很多蠢事，使他们日后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当仅需用常识判断是非时，他们毕竟要比少读了几年书的中学生更明事理。老红卫兵在文瑞脑消金兽革初期用铜头皮带制造红半夜凉初透色恐佳节又重阳怖，宣扬血统论和以破四旧为名毁坏人类文化遗产，其原因除了同大学生一样是在响应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号召外，恐怕同他们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
南宋小朝廷曾定都临安，偏安于江南一隅，使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帝王之气和文化气息，也为中学红卫兵提供了大批革莫道不消魂命对象。灵隐寺被保下来了,但湖畔其他庙宇中的大小菩萨和散佈各处的历史名人雕像、坟墓均遭到了中学生红卫兵的破坏，就连和灵隐寺相邻的岳庙也不能幸免于难。岳飞墓严重被毁，大量的碑文、诗词散落各地，四个奸臣跪像不知去向，据说是投了西湖。
好人如老舍都不堪中学红卫兵的凌有暗香盈袖辱，投了太平湖，让奸臣秦桧等人就近投西湖倒也并不太亏待他们。
岳飞被害前，在风波亭中写下八字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当他的墓在十年浩刧中被毁时，这八个大字依旧在警示世人。
叶志江：亡命天涯之尾声
“我从乡下出来，在繁华的上海滩住了九年，转眼间又到了北京城。”这是我在读高中时写的作文中的一句话。
当我归来时，已是满身创痍，羞见故旧。
我在上海有不少亲戚，但我也无颜见江东父老。
我只得混迹于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
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上海这座城市正处于噪动之中。长沙的女学生神出鬼没地坐了飞机进京告状，行伍出身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则为了进京告状而霸王硬上弓，在安亭卧轨，切断京沪线几十个小时，震惊朝野，也正中中央文瑞脑消金兽革搞乱上海的下怀。张春桥匆忙登上专机，屈驾安亭，加以安抚。王洪文从此声名大噪，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和以王洪文为首的“四人帮”纠缠了十年。
自有铁路以来，卧轨者前赴后继，不计其数，但如王洪文卧轨卧成大国执政党副主人比黄花瘦席的，恐怕古今中外别无分号。时人评论王洪文是乘火箭窜上来的，冤哉，他分明是借用火车上台的。
十里洋场的商业氛围，让上海人精于计算，因而从未出现难免需要孤注一掷的大英雄，也少见以主义或理想为号召的政治领袖。但上海自开埠以来，即成为中外冒险家的乐园和政治家的舞台。共人比黄花瘦产党选择它为建党的摇篮，国民党选择它为清党的屠场，十年文瑞脑消金兽革中，上海又成了“四人帮”篡党的基地。因为这四个人都曾混迹于上海滩，也算是给上海人露了头面。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还是成不了气候。
精于计算的资本家们倒是在上海滩成过气候的，十里洋场的繁荣和民族工业的振兴和他们的发家史不无关联。一九五六年，他们在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的赎买政策下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工厂、商点交给国家，美其名曰“公私合营”了。不管是俩厢情愿，还是有一方不情不愿，交出了产权的大大小小资本家倒是在绿树掩映下的别墅里领着定息，继续过了十年让老百姓羡慕的日子。
文瑞脑消金兽革一到，红卫兵冲上街头，革莫道不消魂命群众顿悟：“公私岂能合营？”“定息岂非剥削？”上海大大小小的街上，所有的商点和工厂都忙不迭地摘下“公私合营”的招牌。中国的资本家成了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所有的金银细软和银行存折被抄没，洋房别墅里住进了来自棚户区的工人。
我虽来自棚户区，父辈也受过资本家的剥削，但我却对这类丑恶的掠夺行为深恶痛绝，显然已严重地丧失了阶半夜凉初透级立场。这大概是受了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本书的影响，对徐义德的殚精沥血和美丽的三太太林宛芝颇有好感有关。难怪周而复的这本书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作为美化资本家的大毒草遭到批判。我中毒之深，竟因好奇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生活，特意到思南路一带的花园洋房去寻找书中“星二聚餐会”的踪迹。
我沉迷于上海滩上所有的传奇故事，不管是被歌颂的或是被批判的。
当我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徘徊时，这里正发生着对我日后的命运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件事。
常溪萍，华东师大原党委帘卷西风书记。尽管常已调离华东师大一年多，但在聂元梓到上海传经送宝，在华师大校园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镇瑞脑消金兽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莫道不消魂命黑帮》后，常溪萍成了上海市委中首当其冲，必须“砸烂”的领佳节又重阳导干部。这所排名于复旦、交大之后的学校一度成了上海市的文瑞脑消金兽革热点，当我在华师大校里阅读那些炮轰常溪萍的大字报时，北大社教和常溪萍之间神秘的关系也成了在我头脑中盘旋的疑点。
十一月底，天气渐凉，衣不御寒。好在批判刘少奇已成燎原之势，我得以
回到清华园，并重返四川，不再担心被人追杀。
如同走出峡谷的长江恣意地左冲右突一样，当我终于走出人生的夔门后，我也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弄得不知所措，在我从四川再度回到清华后不到一个月，我便忽发奇想，怀疑康生在北大社教和常溪萍一事上两面三刀、文过饰非而炮轰这个当时灸手可热的大人物，使自己跌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见拙著：《救赎》，万象杂志第十卷，第十二期）
一年半后，常溪萍在丽娃河边的教学楼坠楼而死，死得不明不白。
在此后的十年中，我也夹着尾巴在青衣江边的雅安和长江边的武汉、南京等地活得不明不白。
然而，亡命天涯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毕竟让我对文瑞脑消金兽革中的个人命运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了解，让我深深地同情所有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受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