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贤文回应叶志江《救鬼》：“菜单”出炉前后
大家记得叶志江在他的“救鬼”篇中讲：
在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中，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两张。
一张是蒯大富本人的大字报，面对工作组泰山压顶式的压力，他居然声称高压政策的“效果等于零”，让我不免对他的勇气暗暗钦佩。
另一张《真三家店菜单》是反蒯的。它将大字报中的一些批判蒯大富的词汇巧妙地编排成一份莱单，读来令人莞尔。
去年无8的曹贤文看到叶志江的文后说：我就是那个“菜单”的作者啊！
“菜单”出炉前后
无802 曹贤文
最近，邱心伟同学将叶志江一篇文瑞脑消金兽革回忆录《救鬼》热心推荐给我。难得叶兄（严格说起来，叶志江应该是我的师弟）有如此雅兴，将深陷囹圄、惨遭批判的一段历史绘声绘色地娓娓道来，令读者忍俊不禁。而个中酸楚，局外人却未必能深刻体会。
招致叶兄飞来横祸的罪证，自然就是当年清华园著名的大字报《鬼大夫救鬼秘方》。如今叶兄谈及动机，竟与另一篇大字报有关。因而若究其始作俑者，在下是也。当年批判叶兄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令我不仅后怕，也时而感到内疚。后怕的是这些批判的对象原本可能是我；内疚的是如今令叶兄代我受过（当然我那时还未见过叶志江）。现在，我将记忆整理如下，一来向叶兄表示歉意，二来也算凑个趣，帮助诸位校友在茶余饭后消食、消遣。
我炮制过的那篇大字报，实际并无篇名，不过既然大家都称它为“菜单”，我也就从众了。大家看，一个“菜单”，一个“药方”，像不像今年春晚的“英伦配”？
背 景
文瑞脑消金兽革前，我一直在怀柔搞四清，离开学校已经8个多月了。1966年6月，虽然关于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报道触目惊心，但我们对清华的情况一无所知。
6月10日，四清分团突然通知我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而且我和无六的华福代（他和我在同一个工作队）是在接到通知的当天晚上立即乘卡车出发的。与我们同乘一辆卡车的，有我们分团的党委副书记、清华校党委宣玉枕纱厨传部副部长林泰。
一路上，林泰与我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谈笑风生，显得十分轻松。说着说着，话题转向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那时，我们的思想还全部沉浸在四清当中，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对于我们还只是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我们缠着林泰，想知道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想到林泰也是一脸茫然，最后只说了一句：“我想，至少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意义不会在四清以下。”结合陆平的下场，大家表现出蒋校长的十分关心。由于蒋校长当时兼任高教部长，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蒋校长应该没问题。”
回到学校已经将近深夜了。我们不顾旅途疲劳，就迫不及待地到校园去转了一圈。谁知不看则已，看了以后大跌眼镜——几乎全校的大字报都是众口一词：“打到蒋南翔！”我觉得一下子就找不着北了，难道这是真的？蒋校长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简直就是精神支柱，他号召我们关心政治，将来要一个肩膀挑政治、业务两付担子，号召我们锻炼身体，将来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难道这都是骗东篱把酒黄昏后局？
由于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上午华福代约我去找林泰指点迷津。在林泰家，林泰正坐在写字台前接听电话。虽然我们只分别了几个小时，但他的变化着实让我吃惊：清秀的脸庞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自信，头发没有梳理，微微肿起的眼泡透漏出其主人几乎彻夜不眠。更让我们吃惊的的是他一向雄辩的口才也变得含糊不清了——显然已经乱了方寸。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还是你自己判断吧……，好……，好……，嗯……，再见。”
尽管我不知道电话的另一端是谁，但我知道他（她）提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而林泰给他（她）的答复就是给我们的答复。
等林泰放下电话后，我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努力想给对方一个微笑，但脸部的肌肉僵硬了，勉强做出的微笑中透着尴尬、无奈、甚至痛苦。
果然，林泰将刚才的话给我们复制了一遍，
接下来的几天，我作为前四清工作队的队员，努力启发和开导自己，争取认清形势，转变立场，投入与黑帮分子的斗争。每当我觉得思想恍惚的时候，就用“请君入瓮”的故事教育自己：“想不通了？当初你在村里是怎么给人家做工作的？你口是心非吧！”
所幸的是，没过几天工作组就进校了，就象马玉涛在歌中唱的：“直盼到老八路进了村”。
说实话，工作组“进村”后确实没干什么具体的工作。看得出来，组员们都是临时从各部门抽调来的，绝对不会比林泰更明白。当初有人说工作组“运动群众”，简直就是给工作组涂脂抹粉，说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更是无稽之谈。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即使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都不知道这个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究竟要革谁的命，只能自嘲地说：“老革莫道不消魂命遇到了新问题。”
但是那时我可不是那么想的。因为我们搞四清进村之初，很长时间都在“扎根串连”，我想，工作组要摸清情况也是需要时间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股反工作组的思潮。反对工作组的，几乎都是低年级的同学，因为四、五、六年级的学生，都刚刚脱下工作队的战袍。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反对势力，只是因为政治上幼稚而已。我曾旗帜鲜明的表过态，理由是：
1. 既然蒋南翔已经被定性为“黑帮”，校党委还如何能领佳节又重阳导运动？
2. 既然校党委不能领佳节又重阳导了，那么我们不听工作组的还能听谁的？
3. 工作组组长叶林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副组长周赤萍、杨天放分别是冶金部和林业部的副部长，有了这样高规格的工作组，清华就几乎处于中央的直接领佳节又重阳导之下了。这样的工作组难道会将清华的运动引入歧途吗（套用一句《走西口》中梁满囤的话：“怎可能！”）？
根据这样简单的逻辑，作为一个刚退役的工作队员的我，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保工作组的行列，从一开始就站错队了。
现在看来，还是蒋南翔的教育方针在作怪。众所周知，清华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听话、出活”，尤其是“听话”这一条，让我变成“一根筋”了。
因“灵感”而炮制出的大字报
对于蒯大富，当初有两个想不到：
第一， 就是打死我也想不到他竟然与康生挂上了钩；
第二， 就是打死我也想不到他竟然有这么大的野心（或者说是雄心）。
因此，在我的心中，蒯大富只是一个因恶作剧而变得有点儿讨厌的“问题少年”。
在批判蒯大富的过程中，我的“调门儿”也是逐步升高的。
在第一阶段，我只是想以一个师兄的资格告诉蒯大富们：“运动不是这样搞法。”
由于蒯大富的不依不饶，让我感到有点儿烦，因为全校师生停课闹革莫道不消魂命，不能哄着他们玩儿，所以批判也升级到第二阶段，中心意思是想告诉蒯大富们：“别闹了！”
但是没想到蒯大富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不久就发生了“舌战薄一波”和绝食事件。这可激怒了我（恐怕还有许多人），于是批判转向第三阶段。本文所说的大字报就是这个阶段的产物。
说实话，在这之前所写的大字报，有点儿象现在流行的官话、套话和车轱辘话，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贴出去是否有人看都不知道。要是放到现在也就罢了，该说的都说了，能交差就过去了，管他是否有效。但当时不行。由于年轻气盛，不甘心这么碌碌无为，也不排除有点儿想出风头。于是在我的潜意识中开始启动一个计划：能不能写一张有分量的大字报？
有一天中午，大家都象往常一样睡午觉（文瑞脑消金兽革开始后午觉的时间变长了），而神经衰弱的我却睡不着。满脑子转的都是四清中的事。
怀柔县的陈各庄，在怀柔县城北8里处，现在属于红螺寺镇，当时还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村落。自从人民公社化以后，成了范各庄公社的陈各庄大队，下设四个生产队，每队有40户人家。在工作队里，我除了与通县手管局的一个干部共同负责一个生产队外，还负责整个大队的政法、民兵和青年工作。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觉得过的很充实、愉快。每天要开会、谈话、劳动，还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外调。外调的活动范围很广，近的在附近各乡，远的就要出县，例如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京、天津都去过。我不怕跑路，几十里的路程借辆自行车当天就回来了，山区不能骑车，走个几十里山路也不在乎。
外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走到哪吃到哪，运气好了，可以找个有特色的小饭馆解决一下“胃亏肉”的问题（在队里我们每天在自己管辖的40户人家中轮流吃派饭，纪律规定不许吃鱼、肉、蛋）。在北京上学的这些年，我和段昌荣（按现在青年人的说法，我们算是死党）就是经常采用这种模式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
躺在床上忽然想起，饭馆无论大小，几乎统统宣传自己“应有尽有、五味俱全”。我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见过的（也许是潜移默化侵入我的记忆的？不得而知），反正“应有尽有、五味俱全”这八个字在脑中逐渐清晰起来。这个不经意的发现，使我很兴奋，它激发起我的灵感，也许这就是我需要的主题？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把全部思绪集中起来，终于诞生了腹稿。
“趁热打铁！”为了不惊动室友的午觉，我轻手轻脚地从上铺翻身下床，拿出纸、毛笔和墨汁（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纸的上端中央写下了四个半尺高的仿柳体（我曾经临摹过柳公权的《玄秘塔》字帖）大字：
真三家村
第二行是四个略小的字——蒯氏分店。
总所周知，“三家村”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创作杂文的平台，后来成了其三人反党集团的代称。以“三家村”称呼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尽管反党帽子有点儿大，应该不算不贴切。
现在，有的人（参阅叶志江的《救鬼》）只记得《三家村》菜单，而忽略了前面的“真”字，这让我有点儿伤心，因为我觉得这个“真”字还是有些技术含量的。
提起老北京，应该说“王麻子”比全聚德更有名气。“南有张小泉，北有王麻子”之说使其名扬四海。王麻子带动了北京的刀具产业，而凡是做菜刀、剪刀的，都钻了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空子，几乎没有不挂《王麻子》招牌的。终于有人在恶性的不正当竞争中脱颖而出，将自己的招牌写成《真王麻子》。 “真王麻子”老板的主观意图也许是想告诉顾客，他比王麻子还王麻子。但他肯定没有学过哲学，不知道“真理过了头就变成谬误”。 这是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老师讲过的一个典型案例。
如果说，在“王麻子”前面加“真”是画蛇添足，那我在“三家村”前面加“真”则有画龙点睛之妙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敬请读者见谅。
在标题（店名）以下，是一副对联：
奸猾诈吵遛应有尽有
酸苦腥臊臭五味俱全
严格说来，上联中的“应有”与下联中的“五味”词性不同，是对偶的大忌，但无奈店家都是这么用，我也是因此产生灵感，最终不舍得割爱。
至于对联的前半句，我可是动足了脑筋。
煎、滑、炸、炒、溜，是中餐厨师常用的五种加工工艺，我利用谐音将它们改成奸、猾、诈、吵、遛五种丑态；
中餐中的五味，一般是指酸、辣、苦、甜、咸，尽管我只改掉三味成酸、苦、腥、臊、臭，但此五味已非彼五味，想必无法再刺激读者的食欲了。
尽管如此，前半句也还算不上对仗十分工整，因上联中的“奸”和下联中的“酸”都是阴平。
以下，就是菜谱了。这也就是现在大家将之称为“菜单”的原因吧！
最初想到的菜名大概有：“螳臂当车”、“浑水摸鱼”、“偷梁换柱”、“狂犬吠日”、“狼子野心”、“机关算尽”、“欲盖弥彰”、“以卵击石”、“贼心不死”、“蛊惑人心”、“狼心狗肺”、“鼠窃狗偷”、“狗急跳墙”、“三寸不烂之舌”、“虾兵蟹将”、“乌合之众”……等等。
正当我为继续丰富菜谱而冥思苦想之时，室友们陆续起床了。
起初，没有人注意我在干什么，照例是洗脸、揉眼、打哈欠，推门、关门、出出进进，即使在我旁边几次擦身而过，都没顾得上转过头看一眼。
第一个发现“有戏”的是周元柔。
周元柔只是无意中扫了一眼。突然，他把打了一半的哈欠咽了回去，惺忪的睡眼一下子睁圆了，象发现新大陆一般喊了一声 “哎——”。
正是这一声 “哎——”，让别人也醒过盹来了。大家凑到桌子跟前，几乎马上就看懂了。不仅如此，大家还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为菜谱添菜。毕竟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也是来者不拒，照单签收。根据我的理解，中国菜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包容性极强，任何动物、植物、微生物，皆可入菜，正像我后来与日本人谈判时雅马哈海外部丸田课长所言：“在中国，天上飞的，只有飞机不能吃；四条腿的，只有板凳不能吃。”其二是菜名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对食者的想象力是很大的考验，例如在著名的川菜中，本来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肉末炒粉丝居然可以冠以“蚂蚁上树”——一个极具动感的名字。正是由于上述特点，使我们的创作思路有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很快，两张大字报纸就要写满了。虽然大家还意犹未尽，但还是要为店主留下空间：
董事长：蒯大富
总经理：鲍长康
副总经理：刘才堂
如果是现在，就应该写成“董事长蒯大富、总经理鲍长康、副总经理刘才堂携全体员工恭请各位莅临”。
大字报完成了，如何标注炮制者的名字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将我们的名字与蒯、鲍、刘排在一起显然不伦不类。最后我们回避了署名，而加了一条注：
这是无八二班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革莫道不消魂命派在蒯大富家的后院找到的。
我心中有一个预感，觉得这篇大字报能火。为了使自己表现低调，贴大字报时我没有出面，是周元柔领人去的。
据周元柔说，大字报一贴，马上就引来许多人围观。
晚饭前，段昌荣从城里回来了。他刚一进宿舍门，周元柔就问他：
“看见我们班的大字报了没？”
“看到了，看到了。”
“怎么样？”
“双绝！”
“怎么个双绝？”
“文是一绝，字是一绝。”段昌荣说完看了我一眼，我们俩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吃过晚饭，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于是一个人悄悄前往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刚刚走到新水利馆前的转弯处，就看见两个眉飞色舞的男同学迎面走来。其中一位兴冲冲地对同伴说：
“这小子他们家肯定是开饭馆的。”
我忍不住要笑。我望了一眼这位自命不凡的算命先生，心想：如果你如此自信，难道就没算出来此刻“这小子”正与你擦肩而过吗？
转过弯，立刻让我激动不已。大字报贴在草坪外围、新水利馆和大礼堂之间的转角处（草坪东北角）。而大字报前的观众，则构成了多层次、零间隙的三维立体造型。为了不妨碍后面的人，最前面的都自觉采取了半蹲姿势，第二排的踮起脚、将脖子的长度拉伸到极限，第三排的站到椅子上，更有好事者从新水利馆搬出课桌、爬上去成了第四排。前面有热心人在高声朗读，使站在周围的人可以边听边记录。
观众的热情令我感动。绝大多数离去的观众都很兴奋，只有一个例外。此人戴着一副眼镜，很有几分学究气，但阴着一副面孔。当他从人群中钻出、经过我身边时，我清楚地听到从他口中吐出一句标准的国骂：“他妈的！”尽管声音很小，但很清晰。多少年来，这幅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中。我感觉他有可能就是鲍长康。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鲍长康，所以至今无法确认。
余 波
第二天早上，这张大字报被覆盖了。而且没露出一丁点儿痕迹，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按照惯例，一篇大字报至少应保存三天，而我们的大字报似乎受到了特别的关照，没有过夜就“夭折”了。于是一种不祥的感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上午九点钟，得到系里的通知，要召开一个有关宣传工作的会议。班上让我去了。在赴会的途中，我因为做贼心虚，一直忐忑不安。
会议是工作组召集的。但工作组的负责人只是简单地总结了当前大字报和大批判的现状，提了一些要求。讲话都是正面的，似乎与我无关，听了后长长舒了一口气。
但没有想到，工作组同志的讲话刚结束，无六的一位师兄就放炮了：
“现在出现了一种不好的苗头，”他用眼睛扫描了一圈，最后定格在我身上。“你们无八写的那张大字报是什么呀！真不像话，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彻底庸俗化了。……”
他特别强调的“什么”两个字，意味深长，似乎表示“狗屁不是”，也可能表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我赶紧低下头，装作认真记录的样子，不敢与他对视，实际上后面的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这位老兄未必叫得出我的名字，但他肯定知道我是无八的。所幸的是他还不知道这张该死的大字报就是我写的，否则就直接采用第二人称了（毕竟他现在批的还是“你们无八”）。
尽管工作组法外开恩，没有揪住不放，但我内心并不服气。我们这一代人，受鲁迅作品的影响很大。在鲁迅的杂文中，嬉笑怒骂比比皆是，可有谁能说鲁迅在政治斗争中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态度不严肃？恰恰是鲁迅的杂文风格才更有战斗力，缺少了这种风格，鲁迅还能称其为鲁迅吗？
但这些话我敢说吗？“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奇怪的是，随后的几天中，在全校的几个主要大字报区，分别出现了好几个转抄版本。有一个配了画，有一个还用心将“应有尽有”和“五味俱全”作了修改，但似乎这些翻版都被容忍了，并没有享受“杀无赦”的待遇。
随后，叶志江的大作《鬼大夫救鬼秘方》就问世了。大字报贴在新水利馆正门的北面，与我们的“菜单”故地隔路相望。
说真的，我很佩服叶兄的文采，“药方”比“菜单”水平高多了。毕竟“菜单”中的菜名都是杜撰的，而“药方”最大的长处就是很专业，没有坐过堂的江湖郎中绝对开不出这么严谨的诊断记录和处置药方。
我并不是第一时间（甚至不是当天）拜读的，当时还在想，药方中是否含有“长寿”的秘诀，以致存在了这么久？答案很快就见分晓了，不久在“药方”旁边贴出一张新的大字报，记得题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从此，清华的大批判就有了新的目标。详情请参阅叶志江的《救鬼》。
想想叶志江真的很冤，而且窝囊。他最大的窝囊就是既开罪了蒯大富一方，而反蒯的一方更不买帐，最后里外不是人。
后 记
现在想来，工作组封莫道不消魂杀了“菜单”，应该是对我的挽救，使我逃脱一劫。而“药方”却为何无此幸运呢？我想原因有三：
其一，可能是念我初犯，剪除“毒草”以外并开会通告，就是发出了警示（勿谓言之不预也）。而叶志江的“药方”在此时出炉，正好是顶风作案，可视为对工作组威信的恶意挑衅。天津有句俗话，叫“别人牵驴你拔橛”（此“橛”读作“绝”，儿化音，系栓驴用的木桩）。不幸叶志江充当了拔橛的角色。
其二，我在清华只是一个无名之辈，而叶志江却是耀眼的明星。作为蒋南翔树的红人，随着蒋南翔成为黑帮，叶也就成了黑典型，倘若识时务夹着尾巴做人，或许还能取得同学几分同情。不想叶志江虽如此聪明过人，却忘了树大招风的古训，不甘寂寞，偏偏自己跳了出来，只能说咎由自取了。
其三，我没敢贪天功为己有，大字报没有我的署名；而“药方”却清清楚楚留下了“叶志江”的大名，正所谓“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了。
听说叶兄还有一篇回忆录曰《救美》，想必是《救鬼》的姊妹篇。内容好像是回忆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武斗期间，叶兄（其时已归属蒯大富麾下）与女友经过“四一四”的科学馆防区，被老四堵截，叶兄依仗着身高腿长的优势得以逃脱，而其女友被俘，事后叶兄深觉不妥，主动到科学馆投案，换取了女友的自由。
看来我与叶兄缘分不浅。其“双救”竟然都与我有关。因其救美使得我与叶兄有了唯一的“半面之交”。
武斗中我在科学馆，知道叶志江被俘一事，但不知还有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
叶志江做了“战俘”，必然要受审。可能因为我在科学馆的兄弟之中年龄稍长、阅历稍深，所以受命担当了初审的“审判长”大任（之所以前文称为“半面之交”，是因叶志江在受审时被蒙住了双眼，我能看见他，他却看不见我）。
其实，我深知叶志江虽为团派，但与武斗无关。因此不可能从他嘴里了解任何团派对武斗的战略部署或军事机密。最大的目标就是让他承认武斗是团派挑起的，使我们取得宣传上的主动。
但叶志江丝毫不配合，竟敢与我争论不休（可见叶志江不识时务，连“光棍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都不懂）。其猖狂态度激怒了我周围的“陪审员”们，导致我被拉下审判席，由他人取而代之。
《救美》一文中叶志江说曾在科学馆惨遭毒打，为此有人向我求证。我负责任地说，至少在我在场的情况下，叶志江并没有挨打。但在我被“免职”后，就凭他的态度和老四们的火气，难免要受些皮肉之苦。而“毒”字是否用得有些夸张（不知详情，不敢乱说）。
俱往矣！在荒唐的年代做出的荒唐事，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今天的年轻人如能听听这些并非虚构的故事，也许会对 ** 学长提出的“不折腾”加深理解。如能真的实现“不折腾”，中国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