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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08 2010

王醒民:叶家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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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醒民:叶家印象



        当年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骑车出东面的小门,沿林学院前的道路往东,然后向南经由鼓楼进城,也是一条经常选择的途径。那饱经沧桑的雄伟、古朴的建筑,是这一路径上一个重要的的地标。往南的路在经过鼓楼时分开形成一个围抱鼓楼的圆环。车辆至此,循右侧逆时针的方向通行。


 


        那时候清华的学生大都很穷,拥有自行车者鲜有其人。我只记得我们年级的男生中有两个人有自行车,一个是九零一的叶志江,一个是我们班的廖章矩。至于女生方面的情形就不太了解,哥们那时候很本分,与她们没来往。


 


        叶志江的那辆车是26的小车,有链套,秀气得很,与主人十分般配。有一个周末我想进城买书,就鼓起勇气向叶志江借车。那时候我和他并不熟悉,所以也没作太大的指望。没想到他居然二话没说,很爽快地答应了。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骑车进城时,往南经过鼓楼时是沿右侧骑行,一点不错。可是,当傍晚返校时却犯了迷糊:为了严格地循“原路”返回,就逆向骑进了左侧的环行路,面对迎面驶来的车辆,不觉慌神,一下子倒在马路边沿,所幸人车均无大碍。


 


        叶家当时住在鼓楼附近的赵府街。文瑞脑消金兽革开始以后,命运把我和叶志江这样原本处于政治光谱两端的人抛到了一起,我们之间的交往开始变得非常密切,我到他家去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后来我又结识了苏叔阳,他住在离鼓楼不远的交道口西公街。由于经常到他们家去聊天,我骑车经过鼓楼的次数就变得频繁起来。就是我在清华被“监督改造”的那八年的时间里,当叶志江有机会回京时,我也曾偷偷地跑到叶家去玩,暂时忘却一下人生的凄苦。


 


        志江的父亲亚生大伯中等身材,留一平头,头发花白,却很茂密。他言语不多,慈眉善目,脸上总是一副笑眯眯的神情。叶妈妈非常慈祥,思维清晰,语言流畅,而且还烧得一手好菜。我特别喜欢吃她做的红烧肉,味道鲜美而且非常实惠,令我大饱口福。有一次叶伯伯给我斟了一小杯西凤酒。我非善饮之人,喝第一杯时,觉得芳香、柔和,口感极佳,并未在意。可是,第二杯刚一下肚,便觉得轰然一下,面红耳赤,浑身燥热,不禁连呼:“好大的后劲!”


 


        叶妈妈精心地照料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女。她详细地告诉我如何为老伴炮制药酒,让他喝了之后身体强健,精力充沛。她说:“他都六十多岁了,可是身体蛮好的,我们的邻居都叫他老青年!”说话时一脸的兴奋和自豪。


 


        志江有个大姐,我相信我至多偶然地见过一两面,没有什么印象。志江的二姐叫志香,我那时感到她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之一。他的大妹妹志锡长得很像他的母亲,文瑞脑消金兽革时曾多次来过清华,特别是志江被四一四囚禁在科学馆期间。他的小妹妹志华,那时大约还是一个处于豆蔻年华的少女。叶家的人心好,也长得好看。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叶伯伯早已仙逝。1987年我搬到密苏里以后,有一天接到志江从马里兰打来的电话,告知他父亲去世,享年75岁。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悲哀和失落。我一时嗫嚅,无言以对,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务必节哀,life goes on ”之类的话——面对这种天人永隔的悲哀和无奈,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


        几十年后的今天,抚忆往事,心中仍然充满了五味杂陈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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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3 2009

王醒民:叶志江的官运与桃花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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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醒民:叶志江的官运与桃花运


 


        叶志江的《晚风轻轻吹过树林》,也将柔情吹进了诸多清华才子的心房,激起对浪漫往事的回忆,涟漪阵阵,且远且长。


 


        叶公的才高八斗、聪明睿智、人情练达、文采盖世,已有诸多知己提及,本文无意赘述。


 


        想说的是:继《救美》与《皇后》,《晚风》又进一步地展现了叶公的性格特征。


 


        这些年来,叶公的桃花运不知招来了多少人的羡慕!


        但是,叶公此生也曾有过许多饱含辉煌期许的当官的机遇。可惜的是桃花运与官运却未能并行不悖,结果是官运乘鹤去,花重锦官城。


 


沂蒙第一才女在《清华:为何多出领袖人才》说:


 


1965年初,时任中国高等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在农村蹲点,常常把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叫到住处聊天。他有一次说:有一句口号,说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我们不仅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我们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瑞脑消金兽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


 


 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蒋公曾经明确讲过清华要培养未来的国家领佳节又重阳导人。 在我们一起劳莫道不消魂改的几年当中,他也曾经多次谈到。纵观今日华夏政坛,蒋公当可笑傲九泉也!


 


 叶公年纪轻轻就被清华党委树为红专典型。前些年,其政治启蒙恩师朱先生曾明确告诉我:“当时我们是把叶志江当作未来的科学院院长的人选来培养的。”


    对于一个年方二十出头的年轻学生,这是一份多么辉煌的期许!


 


        想不到叶公在红专道路上昂首奋进之时,也会时常溜到校园的小河旁“小资”一番(儿女情长之事,自亚当、夏娃时便已有之,不解为何独以“小资”冠之),清风垂柳,荡起爱的涟漪。


 


        与军队的女儿之恋,本来也包括华丽而厚重的期许,盖因女友之父执掌南方兵符,权高位重,炙手可热。


       


        可惜“东风压倒西风”,世纪暴风骤至,将初恋的晚风吹得无影无踪。


       


        倘若叶公是汲汲于权势、仕途之人,以其聪明敏锐,一定会不失时机,于顺风顺水之时,便可“乘风破浪正当时,即挂云帆济沧海”,其前程岂可限量?混个师长、旅长、经理、总裁、董事长……(恕我胆小,不敢往更大的说),岂非探囊取物,垂手可得?


 


        可是,叶公却偏要顾及他那份受到伤害的自尊心,要求镇南虎将向他一介文弱书生赔礼道歉—— 这不明摆着是自毁前程吗?匪夷所思,真乃匪夷所思也!


 


        愚钝如我者,虽难理解,但也觉得清华士人理应如此,岂可以牺牲尊严为代价,去攀附权势者的裙带,借浓荫大枝蔽护,集有形无形资产,以求显赫发达?


        是以觉得叶公可敬。


 


        这样两运相悖的事情在叶公身上也不止发生过一次。不过精彩的细节还是留给他自己或者他的其他知己去写吧。


 


        去年相逢时,叶说:“早就决定不做官。”


        世界上有许多奇怪的事情,有些有能力而又有机遇当官的人却对当官敬而远之;许多无德、无才、无耻之人却削尖脑袋在仕途上奔走、钻营。


 


        前些日子听一个当过官的朋友说:有红色后代,官至退休,前去拜访革莫道不消魂命前辈刘西尧老人。老人说:


        “退下来了?全身而退了?不容易,不容易……”


         老泪纵横,哽咽难禁。


 


         看来“不做官”确实是一个很明智的抉择。


         说叶公“睿智”不是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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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0 2009

王醒民:娜莉莎,我的朋友—— 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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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醒民:娜莉莎,我的朋友—— 你在哪里?

王醒民11

 


        侯国屏转贴的文章《冬妮娅的情结》勾起了许多既美丽,又令我心酸的回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这本书的中文和俄文本我都读过多次。冬妮娅的倩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冬妮娅并没有一幅标准像;但是这也恰恰是其神奇的地方,每个对她钟情的青春的灵魂,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想象她,热爱她。她是一个美丽、善良、纯洁的少女,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没有得到普罗文学的善待,没有被描写成为一个正面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典型;可是,即使是这样充满偏见的对待,也未能掩盖她的人性的光辉。奥斯特诺夫斯基显然是满怀着美丽的、缱卷缠绵的回忆在描绘着她的倩影,而且成功地将它嵌入了成千上万颗热情奔放的心。冬妮娅,她的形象属于伟大的俄半夜凉初透国文学所描写的一长串光辉的俄罗斯女性的行列。就像普希金笔下的塔基雅娜,托尔斯泰笔下的吉提、纳塔莎、玛丽亚,屠格涅夫笔下的丽莎,肖诺霍夫笔下的娜塔利亚、阿克西尼娅……,她的形象也是不朽的。


 


        我曾经有过一本原文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是一位乌克兰的美丽少女送给我的。她的名字叫娜丽莎 —— 纳波利 娜丽莎,她在写给我的信中都是这样署名的。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学习的外语是俄文。我们曾经和苏联的中学生通过信,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笔友(pen pal)。娜丽莎就这样变成了“我亲爱的女友”(Моя Дорогая Подруга)。她是敖德萨市的一个高中学生,爷爷是卫国战争中的红军战士,爸爸、妈妈都是工程师。她当时学的外语是法语,但是用俄语和我通信。她用紫色的墨水写信,描写她的生活、学习、和对文学的热爱,描写美丽的黑海海滨和碧绿的海水(зелёлая вода),她那极其工整,娟秀的笔迹这会仿佛又在我的眼前晃动起来……我们互赠过一些小小的纪念物,如图片、歌片、领袖绣像等。最为珍贵的是他给我寄来了一张她的照片和一本崭新的书:《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我至今还记得打开那本精装的书,闻到外国书籍那种特殊气味时的喜悦,记得读到保尔和冬尼娅临别时独处的那个晚上,两个年轻人面临青春爱情的萌动,却因对友谊的珍惜而节制的那份感动……


        真不敢相信,那已经是四十多年的事情了……


        随着中苏关系的日趋恶化,两个无辜的中学生的通信也渐渐的稀疏,最终就完全停止了。在过去的四十几年中,中苏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两国的人民也都饱经沧桑。乌克兰已经和俄罗斯分道扬镳。我甚至不敢想象,俄、乌这样的两个国家怎么可能分割他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两个泥人人,打碎了,加上水和一和,再捏两个泥人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么分得开呢?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始终不能忘记我那一段短暂的、无比珍贵的友谊。那本书我还记得它的模样,可是却早已不知去向,一如我的青春,永远地去了……


        可是娜丽莎给我的照片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去年夏天回国的时候,我在我弟弟的家里找到了我过去的一个日记本,其中夹着一张美丽的少女的照片——我的朋友娜丽莎,还有她寄给我的一张印有奥斯特诺夫斯基像的明信片。


        娜丽莎的美丽震撼了我的灵魂,唤醒了我对青春的怀念。


        至今,我仍然记得她那时候住在敖德萨市的达尔尼茨卡亚大街 Улица Дальницкая);可惜的是,我已经不记得门牌号码了。



娜丽莎,我的朋友,你在哪里?你生活得还好吗?如果我能打听到你的地址,我一定会到乌克兰去找你,虽然我知道现在你一定像我一样,青春不再,白发苍苍……


侯国屏:致冬尼娅


   冬妮娅,当你步入暮年,坐在豪华的椅子前一边享受壁炉的温暖,一边回忆一生的经历时,您是否还记得那个少年,他曾闯入你的17岁。


   那个少年有着黝黑的面孔,有着倔强的眼睛,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有着贫苦的家境。他总是穿着破破烂烂的裤子和退了色又有些发黄的衬衣,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你曾开玩笑的对他说:“你干吗把头发弄的像个野人的样子呢?”你曾笑眯眯的用一把精致的梳子帮他把头发梳理整齐。不知你是否察觉,在你给他梳头时,他眼中闪过的羞涩和光亮。


   当你和那个少年赛跑时,你的靴子像闪电一样一闪一闪的,你的蓝色外套随风飘舞着,但是少年仍然追上了你。你满头大汗的靠在少年的身上喘着气,那一霎那间的事,在你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你抬起头,愣住了,少年坚强倔强的眼睛此时变得如此温柔,黑色的双眸上有你的倒影。也许你们之间那段甜蜜但无奈的故事,在那一瞬就已注定。


   你欣赏他的倔强与耿直,他欣赏你的友善和热心,出身悬殊的你们,彼此成了知心的友人。在高山绿水间,在图书室里,在那个悬崖旁读过的时光,不仅是你一生中最纯洁甜蜜的回忆,也是他的。你还记得吗?他曾为你跳下悬崖——幸亏没受伤。 阶半夜凉初透级差别,是无形的代沟。它无情地横在你和他之间。你乐于交往的人,偏偏是他的“仇人”,你和他的冲突终于爆发,从此你们好久没见面,知道那一天。


   他从狱中逃出,在走投无路时来到你们家避难。一时的矛盾在纯洁的情感钱算得了什么?你坚决的收留了他。那一夜,你和他彻夜未眠,第二天他就要出城参加红军,你和他以后还会见面吗?啊,青春,无限美妙的青春啊!当情欲还处于迷茫状态时,当情欲只是从频频的心跳中被隐隐约约的觉察出来时,当无意之间触及心爱之人的丰乳,而那只手因震惊而颤抖并且迅速避开的时候,当纯洁的青春的友谊阻止了那最后一部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搂着颈项的爱人只手臂,以及像触电般似的亲吻更可亲更可爱更甜蜜的呢?!


   载着他的火车走了,你面前是一片白色的蒸汽,那一刻你的心一定在哭,因为,他也一样啊!


   他在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大地上驰骋时,你在豪华的餐厅参加贵族沙龙。你和他的感情是那样刻骨铭心,然而阶半夜凉初透级的鸿沟却那么无情。当你再见到他时,你与他已深深植根于两个对立的阶半夜凉初透级中,你和他的分歧越来越大,那次争吵后,你和他终于分手,你的心里一定难过,你也许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选在他那个贫穷地位的阶半夜凉初透级,请不要怪她,谁让他是坚定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者?你在他心中的位置不可动摇,你可知,在他受伤昏迷时,口中所念,是你的名字!


   当你在那个冰天雪地的筑路场和他相遇时,以是形同路人。他转身离去,丢下一句“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你可知道,他心里有多少的伤痛。 从此,你们再也没见面。 冬妮娅,步入暮年的你,是否珍藏着,那把给他梳过头的梳子?



王醒民:国屏:你贴的这一段写得太煽情,惹得我热泪难禁……为什么?流泪的原因太多太多,一时说不清,恐怕永远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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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2 2009

王醒民:北京地铁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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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醒民:北京地铁印象

王醒民:北京地铁印象

林海写了一篇《西直门地铁换乘记》,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和共鸣。


        我不在北京生活,但是对北京地铁的13号线、2号线和1号线却是相当熟悉的。


 


        近年来,我回国的次数比较频繁,每次回国都会到北京。出国之前,我在清华总共待过将近十八年,其间酸甜苦辣都曾经历,自然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思念。再加上有很多老朋友、老同学目前仍在清华工作,与他们欢聚是我每次回国最重要的享受之一,所以多数时间我都选择在清华暂住。


 


        住在清华就会面临一个老问题:交通。


        校内,从住处走到到任何一个校门都有相当的距离。这对我来说问题并不算太大,因为我曾经这样生活过很多年,艰苦奋斗的传统还未忘掉;再说在国外时,我也是凡是能以步代车的时候,就选择走路,每天平均步行都在一小时左右,以补运动之不足。可是要是带着在国外过惯了以车代步的孩子回国,麻烦就多了,那份呲牙咧嘴、叫苦连天真让你后悔带他们回来。


 


        进城,那就更困难了。记得做学生的时候,骑车进城是小菜一碟。和  31 路车你追我赶、交替超越,自由得很,得意得很。前些年回国时我还做过这样的事,找回了一些青年时代的兴奋。近几年目睹交通状况之混乱,尤其是有车的主那种横行霸道、目无行人的骄狂,令我心中发怵,就再也不敢以命博爽了。


 


        于是便向同学请教如何进城最为便利。可是请教的这几位先生近年来或者自己开车,或者由司机开车,敢情都是不乘公交的主,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就进一步请教他们的贤内助和孩子们,他们对寻常百姓的衣食住行还是比较熟悉的。得到的答案是:先打车到五道口地铁(轻轨)站,乘13号线到西直门,转2号线到复兴门,再转1号线到长安街沿线的目的地。走过几次以后,觉得比全程坐出租车便宜而且省时,比乘公共汽车快捷很多,于是这就成了我们进城的常规方式。


 


        所以我们就在西直门转过无数次的车。我们对林海所精细描述的状况就有非常直接的体验。转车所必须经过的那许多曲里拐弯的路径,中文中可以用多个“之”字形的路径来形容,照英文的说法,就是“ZigZag ”的路径,两者都是象形的表达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此林海已经作了详细的考察报告,我也就不用在此重复了。


 


        对于采取这样的方式进城,累是累一些,特别是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如果回程再赶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那份拥挤就更别提了,一天看到的人群比我们在美国一年看到的总和还要多,着实让我的孩子大开眼界。但是我们对此也并没有太多的抱怨:首先,我们出行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再说,出来玩本来就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是自找的,怨不得别人的。


 


        对北京地铁,我总体的印象还是很正面的。早些年回去时,地铁狭长的甬道里通风条件不好,常常有难闻的异味,特别是有人因为内急而就地方便后留下的腥臊(我无法想象这种现象是怎样发生的)。近年来,甬道里的通风、采光都有明显改善,车站里也显得清洁多了,人们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现象也明显减少。


 


        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不太愉快的观感。


        首先是人们缺乏对彼此的体贴和尊重。中国人多,乘车时拥挤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外生活久了,就习惯有一点私人空间(personal space),人们不会贴得太紧。在中国,这显然是一个过于奢侈的要求。但是,如果贴得过紧,确实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对于女性而言就更是如此。在碰到这样的情形时,我们常常会尽量躲闪、谦让,可是周围的人往往觉察不到这样的善意,反而得寸进尺,弄得你更不舒服。


 


        尤其令人不愉快的是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身强力壮的人不给老年人、体弱的人、抱孩子的妇女让座,有些人就坐在指明是为老弱病残设置的座位上纹丝不动,一个普遍的表演就是假装打瞌睡。


 


        再就是,有些同胞缺乏自尊,特别令人不快的是一些年轻的女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市面上的洋人多起来了。在车上常常可以看到年轻的中国女孩和洋人在一起,这并不可怪。可是,有些人的行为举止过于轻浮,开放得太过头了,比美国还要超前。我的女儿看了以后,不禁摇头叹息:“这些女孩子们怎么这么贱!”我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了二十六个年头,这里的人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还是中规中举,大方得体的。在国外常常听到中国女性受骗上当的消息,令人感到又难过,又愤怒。缺乏自尊自爱的人往往也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中国的教育界和年轻人都应该三思。


 


         每次回国都能感到中国在进步,地铁也在进步。对我这个隔岸观火——这个“火”是指越来越“火”——的人来说,进步的速度是很惊人的。这令我感到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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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1 2009

王醒民:与叶志江一起過一把倒卖旧车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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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醒民:与叶志江一起過一把倒卖旧车的瘾

王醒民:与叶志江一起过一把倒卖旧车的瘾 


     (一九八六年我从靠近美国西岸的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在离首都华盛顿不远的乔治梅森大学找到第一份工作。我们的一位朋友威尔逊先生在华府周围有很多熟人,便托他们帮助我们安顿下来。以下是我所写的回忆录中的一个片断,其中较多地涉及叶志江,也涉及屈耀双和许明贤二位同学,值此同学欢聚之际,贴到网上,凑个热闹,博大家一笑,算是新来乍到的见面礼吧。)


 


        我们平安到达华盛顿,暂时住在海军少校汀斯利的家里。然后,我便去乔治梅森大学数学系向系主任萨珀斯顿报到。眼看快开学了,傍晚时分,萨教授在家里为数学系的同事举行了一次聚会。在聚会上,我们遇到一位名叫陈明山的中国教授,是马里兰大学的毕业生。他知道我是清华毕业的,就问我:


       “你认得叶志江吗?”


       “叶志江?太认得了!我们是一个系的同学。他现在在哪里?”


       “他就在马里兰大学数学系。”


        我知道叶志江是一九八二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中国科技大学出国的,比我稍早一点。作为访问学者,他在美国的逗留时间是有限的。在我到达华盛顿之前,听说他已经回国了。所以听说他仍在马里兰大学,我感到颇为意外。


        “他又打回来了,这回是用的学生签证。”


        我不由马上想道:“叶鬼还是叶鬼,本事真不小。”


        那时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美,即令你是自己争取到了美方的资助,名义上仍然算是政府公派,叫做“自费公派”,确实是很有创造性的一个提法。既然列入了公派的范畴,念完书后,你就必须回国。这是政府企图防止人才流失的一个措施。但是,以学生的身份来美则不必受此限制,就有可能在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那时候很多“自费公派”留美的学生都曾面临这种身份限制的困惑。叶志江却能够以真正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完成这样一个转换,又打回美国来,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高明。这一次,他不仅自己打回华府,不久以后还把太太和儿子也接了过来,并帮助太太进入马里兰大学学习建筑设计。


        我向陈明山要了叶志江的电话号码,回去后马上给他打电话。


        “叶志江,你好!我是王醒民。”


        “王醒民,你好!你好!你在哪里呀?”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现在就在弗吉尼亚,我在乔治梅森大学数学系找到一份工作作现在暂时住在一个美国朋友家里。”


        “乔治梅森大学,真巧!我们还有两个清华的同学在那里。你认得无线电系九字班的屈耀双和许明贤吗?他们两口子也在那个学校。”


        他提到的两位同学我曾经听说过,但是不曾有过直接的交往,所以并不熟悉。他告诉我说,屈耀双从威斯康辛大学拿到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以后,来到乔治梅森大学教书。许明贤出来得晚些,现在正在那里念信息科学方面的研究生。


        聊了一会儿,叶志江要了汀斯利家的地址,说改日再过来看我们。第二天,叶志江从马里兰过来,带着我们去屈耀双家。屈、许二位非常热情。毕竟是老同学,又是相逢在异国他乡,缘分不浅,大家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屈、许二位同学租住了一个两卧室的公寓,女儿玲玲正在办理手续,很快就会来美和他们相聚。二位同学 慷慨地邀请我们搬过去暂住数日,并主动提出帮我们找房子,实在是雪里送炭,令人感激不尽。想想汀斯利一家虽然十分友善,但毕竟过去是素昧平生,而且他们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已经够他们忙活的了,我们实在是不宜刁扰过久,还是搬过来比较好。于是我们便回到汀斯利处,向他们讲明情况,谢了又谢,然后清理好东西随叶志江搬到屈耀双处。次日,屈耀双带我们去找房子,很快就在Fairfax 广场公寓9908号找到一个一卧室的套房,月租五百多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是,因为Fairfax是美国最富裕的郡县,生活昂贵,也是无法避免的。


        找到了房子后的那天晚上,来了一大帮威尔逊先生的朋友,送来了一些住家必需的家具和物品,虽然都是用过的,但是成色尚新,一下子就把房间布置得像个家的样子。


        于是我们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地方安了一个临时的家。


       


        住的地方解决了,下一步就要解决行的问题:必需要有一辆车。在美国,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没有腿如何去上班呢?


        新车我们是买不起的了,只能考虑旧车。提起旧车,到美国后,我已经买过两次旧车了。第一次是刚到美国时,从一个访问学者那里花一百五十美元买来的一辆Vega(织女1星)型号的车。 嘿,那种车型不光你没听说过,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她是用两百美元买下来的,可是一直到她要离开时,都没有学会。她就处理给我了。


       说句老实话,在国内时小汽车坐都没有坐过几次,那里还谈得上对车有什么了解,只能说是两眼一抹黑。那辆车的状况可以说是惨不忍赌:充电器的皮带松弛,电池无法正常充电,车经常发动不起来;晚上车灯昏暗;变速箱常常卡死,无法换档;原来的车主取走了车门上的喇叭,留下了两个大洞…… 就那样,那毕竟也是我所拥有的第一辆车,也曾载着我们胆颤心惊地跑过不少地方。


        时隔不久,变速箱卡死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令我十分担心。我就想试试自己动手修一修。我的同学道格拉斯 坎戴尔给了我一本修车手册。凭着这本手册和一股蛮勇,我就钻到车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是把变速箱拆了下来。拆下来一看就傻了眼:里面的齿轮是铆在齿轮箱上的,根本就卸不下来,没法修。要换个新的变速箱吧,价钱比那辆整车还要贵,根本就不值当的。所以,在弄得满脸满身都是油腻、汗水和灰尘之后,那车就此撂在那里,最终当一堆废铁给拖走了。Bye-bye, 我的第一辆车!


        买第二辆车的时候,我跑到邻近一个叫莫斯科的小城,在一个旧车商那里看中了一辆黄色的 Ford Fiesta ,伫立良久,不忍离去。那车商要价一千二百美元,见我思车心切,便态度坚定,不肯降价。费了半天的功夫,好不容易说动他大发慈悲,降了二十美元,我便高兴得不得了。这辆车比起前面那一辆当然要好得多,我们曾经在天寒地冻的季节,开着它到西雅图去玩过。但是,当我们离开普尔曼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劝我们不要开它去华盛顿,因为路程太远,怕不安全。结果,只好又把它卖给了旧车商:买了三百五十美元,还搭进四个新轮胎。


       


        如今又到了非买车不可的时候了。


        暂住在屈耀双、许明贤家里的时候,正好许明贤也需要换车:她那辆车的车身在路中间的水泥墩上擦伤得很厉害。叶志江就和他们一起去买车,买了一辆六缸的Skylark。那天晚上取车的时候候, 我也跟着一起去看热闹。许明贤说:“你要买车还不容易,叶志江如今是买车卖车的行家了。”


        接连几天,叶志江、屈耀双陪着我一起去看车。我们去了许多旧车行。看见他们砍价的时候,一砍就是三、四百美元,而且车商们都很乐意卖给他们,我都发呆了。很显然,我上次买车时,做了冤大头。


        叶志江怎么会变成买车卖车的行家了呢?原来也是环境使然。


        叶志江是个学生,靠他的一点资助,要养活一家三口和支持太太读书是绝对不够的。他必须要开辟新的经济来源。


        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叶志江的精明就已是远近闻名的了,人送外号:“叶鬼”,就是“鬼头鬼脑 ”的意思。最初的来源可能是在他写了那篇“蒯大富救鬼秘方”之后,自己也成了工作组的批判对象,变成了“鬼”的缘故。但是,因为那篇文章确实是写得鬼精鬼灵的,倒是让清华园的芸芸众生更加认识了这位鬼才。此后,他便被人戏称为“叶鬼”,但是调侃的成分居多,已经不再具有恶意了。


        在马里兰大学念书时,为了赚一点钱,他做过二房东,当过有钱人家的管家,以节省房租和饭费。最后倒卖旧车也成为了他的拿手好戏。


 


        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住着很多有钱人。有钱人要开好车;有钱人要经常换车,不仅是为了安全、舒适,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要换车,就要处理旧车。退回车行,以旧换新,通常所值甚少,不如自己卖掉。


        华盛顿及其周围地区,也住着很多没有多少钱的人。钱不多的人也要开车,车变得太破了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换车。他们买不起新车,那就只好买旧车。


        这样一来,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旧车市场,而且是供销两旺。这种情况大体上也存在于美国其他的大城市。每天早上,打开华盛顿邮报的广告栏,你就可以看到几千辆的旧车出售。


       


        叶志江要从这个市场中分一杯羹。


        以他过人的精明,他很快就掌握了这个市场的脉搏。每天清早,他一看报纸,就知道哪里有利可图。他也不管是早晨几点钟,人家起床没有,就打电话过去联系。我问他:“这么早就打电话过去吵人睡觉,不怕挨骂吗?”他辩驳的理由很充分:“你登广告就是要卖车,你巴不得尽早卖掉,我这么早跟你联系,就是要帮助你早点脱手,你当然不应该生气。”等双方在电话里基本上谈妥了,就约好时间过去看车。比较富有的人家通常都不太计较,比较容易讨价还价,他就可以用较低的价钱把车买下来,然后倒手卖掉,挣个几百美元。  


        叶志江发展出了一套理论,他说:


      “你们买车的时候到处检查。我就没有那么仔细。我只需要用鼻子闻一下就知道车好不好。如果车里清洁,气味好,就知道车主爱惜车,保养得好,就可以买;相反,如果车里充满了机油和烟的气味,就知道车经常出入修车店,问题不少,就得格外小心。我买一辆车,就像买罗卜、白菜一样平常。买得不好,转手卖掉就是了,少赚一点。”


        倒卖旧车的人很多,但是像叶志江这样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人就不多了。你不能不佩服他的嗅觉灵敏,搞政治如此,做生意也如此。如果说他在生活窘迫时倒卖旧车不过是小打小闹,那么他后来在做大生意时取得的成功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待了。其实,看问题是不能如此势利的。事无巨细,要想成功,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需要买车。


        我在广告栏里看到了一辆雪佛兰的 Chevette,大路货车型,两年新,跑了三万英里左右,要价两千二百美元,值得考虑。叶志江陪我前去看车。车主是两个年轻的黎巴嫩人。我们看了车,发现车身加油口的旁边撞凹了酒杯大的一块,就还价到一千八。他们不卖。我们也不纠缠,转身就走。走出不到十步,他们又将我们唤回,同意卖给我们。买车的过程也是一场心理战,立场必须坚定。这是我新近才跟叶志江和屈耀双他们学来的。


        车主说车是从银行贷款买的,车证还押在银行手里。双方约定,第二天一手交钱一手交车和车证。次日,那两人开车到我住处,我和妻子带着钱随他们去银行取车证。上车以后,他们东悠西转,开了好长一段时间,弄得我们心里直发毛,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干甚么:是临交车前心中不舍,想再多开一会呢,还是另有所图?早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对中东国家居民颇为不利的传闻,所以我们才心生疑窦。


        谢天谢地,最后终于来到一家银行,取到车证。我和妻子将车开回,两人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那辆车可以算得上年轻力壮,跑起来还挺不错的,只是车身上的那个凹坑令人心里不太舒服。许明贤笑着说:“让叶志江教你用水泥抹一抹就行了。”


        她说的“水泥”是修车用的一种塑料填充物,可以牢固地附着在车身上,硬化后经磨光、喷漆,足以掩盖受损之处。叶志江带我去买了材料,我按照说明仔细操作,效果果然不错,几乎完全看不出来修理的痕迹,看来我在清华大学机械厂劳莫道不消魂改八年,多少也因祸得福,学会了一点手艺。那辆车我开了三个月后,又以原价卖给了一个法莫道不消魂国女人。陪她看车的修车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叶志江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倒卖旧车,其收入虽然还算是不错的;但是说实话,赚的也是辛苦钱。他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广告,打电话,东跑西颠看车,讨价还价,经常还要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修理。何谓力所能及,动手以前往往是难以预见的,所以有时也会遇到很难克服的困难。对此我有很多身临其境的观察。


         


        我在乔治梅森大学教书。教书匠的收入不多,但是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叶志江倒卖旧车常常需要一个帮手,所以我也经常帮他一把,比如说他买下一辆车,我就和他一起去取车,一人开一辆车回来。其实,这样的事情做起来也是满有兴趣的:你可以看到和驾驶各种各样的汽车,大长见识。


        有一次,叶志江买了一辆车头严重损毁的车。那车撞坏时还相当新,撞坏后发动机和车身部分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叶志江用四百美元把它买下来,打算修好后再买出去,赚一笔钱。那车的车头损毁,无法开动,必须拖回来。许明贤那辆六缸的Skylark马力较足,他就借了过来,又从一家车行租了横杠和铁链,把坏车绑在后面往回拖。为了早点到家,我们决定走一段环城高速。可是,车上了高速公路后,被拖的那辆车的一个前轮和行车方向蹩成死角,车胎不是在转动,而是在摩擦。说实在的,我过去从来 没有听见过那样尖锐刺耳的声音。不仅如此,由于两车不是刚性连接,后面的车开始在高速公路上两边摇摆起来,我们的车也变得难以控制。那时候已经到了下班的高峰时间,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车。看到这种景象,周围的驾车人都吓坏了,纷纷躲避。我们也非常紧张,知道这样下去非出危险不可,碰到警车也是大麻烦,于是决定赶紧离开高速公路。好在城区的出口都相隔不远,我们马上从下一个出口逃离高速公路,进入华盛顿市区。


        出来以后,虽然是惊魂未定,毕竟已经脱离险境,我们不禁相视大笑。我对叶志江说:“我们今天肯定在华盛顿创造了历史,住在这里的人肯定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


         在市内,车速慢了下来,被拖着的那辆车尖叫的音量和频率虽然都降了下来,可是依然刺耳,与美利坚合众国首府的庄严肃穆很不协调。很快我们就发现一辆警车不紧不慢地跟在我们后面,等着看我们究竟要干什么,准备一旦发现任何违章的危险行为,就立刻进行干预。为了保险起见,我让叶志江停下车来。我下车坐进后面那辆车,尽力地控制方向盘,以减少摩擦,果然情况有所改善。就这样,我们缓缓地穿越了华盛顿市区。出了市区,身后的那辆警车便调头离去。


        天色渐晚,我们仍然离叶志江的住处甚远。叶志江决定在一处僻静的路旁停下,把那坏车留下,先送我回家,隔日再处理那坏车。他明知这样做是违章停车,但是也只能迫不得已的做了。


        第二天,我跟叶志江通了电话。他告诉我说,果然不出所料,城里把那车给拖走了,而且拖到离停车地点很远的一个违章车辆收容地去了。叶志江说:


       “他们要惩罚我,故意跑了个大调角,把车拖得远远的。可是他们没想到,结果差不多把车拖到我的门口了。”


        说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叶志江把车赎了回来,拖到马里兰大学宿舍区的停车场。现在,他要着手修理这辆车了。可是,要修这车谈何容易!


        星期六我开车到他那里去,看能不能帮得上忙。车头的框架撞弯了,需要弄直。叶志江找来了铰链,将一头固定在一棵树上,另一头固定在车的前框上。他又把那车的轮子卡死在路沿上,使之动弹不得,想借铰链的力将它他拉直。可是使劲用力之后,树弯了,车轮挤得扁扁的,好像马上就要爆开一样,他只好赶紧停下来。这一招是失败了。他又找来一把大锤,准备把弯曲的地方敲直。我过去锻炼有素,后来又经贫下中农和工人阶半夜凉初透级再教育和劳动改造多年,力气还是有一把的。我拿起大锤就连砸几锤。好家伙,那弯曲部位的尖角都砸平了,可是框架一点都不见直。正在那时候,忽然听到对面楼上有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喊:


        “嘿,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啊?好不容易盼到了周末,又全让你们给破坏了!”


          我连忙喊着说:“好了,好了,对不起,我们不干了!”


          可是那人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数落着。这时候,另一边楼上也有人喊:


          “没关系,接着干吧!我倒是挺喜欢看你们修车的!”


           当然,我们只能罢手不干了。再干下去,既扰人安宁,又劳而无功。叶志江说:“只能送车行去校正了。


         过了一段时间,叶志江又过来了,居然开着那辆车,当然是已经修好了。他还开着那辆车,继续到处狩猎旧车。


       


        在那段时间里,我跟着叶志江到处跑,也学会了不少关于买车卖车和修车的知识。叶志江有时也会建议我做一两笔买卖,赚一点外快,过过倒卖旧车的瘾。有一天早上,他给我打电话说:“有一辆车就在你们隔壁几家,赶紧去买下来!”


        我按照他的建议做了,用七百美元买下了一辆日本的Datsun 牌的箱型车。开了几个月以后,又以一千二百美元卖掉了。         


        我在弗吉尼亚度过的那些日子当然有许多的事情值得回忆,但是我脑海中最鲜活的记忆还是和叶志江一起倒卖旧车的种种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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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06 2009

叶志江:王醒民“煤油灯下的报告”及其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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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江:王醒民“煤油灯下的报告”及其它(下)


当乡下的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时,他领悟了万有引力定律。王醒民被工宣队当头一棒打到乡下后,他领悟了毛泽东不是万能的神。

王醒民对文瑞脑消金兽革这场运动下的结论简单而又明确:“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半夜凉初透司令部发动的文化革莫道不消魂命打击了老干部,打击了知识分子,同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今天,他对文瑞脑消金兽革的这一论断已成为人人皆知的真理。

1969年,文瑞脑消金兽革进入第三年,已渐露败象。即使毛泽东本人,恐怕也预感文瑞脑消金兽革前途不妙。他曾为起草九大报告一事严词指责陈伯达想“在大船(指文瑞脑消金兽革运动)将沉时来个老鼠搬家”(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361页)。一年后,“付统帅”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便开始密谋政变。

众叛亲离从来都是失败的先兆。

但毛泽东也从来不是一个轻易言输的人,他决心消灭他身边那些想在船沉前逃跑的老鼠,“将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进行到底”。

当时,由于受文瑞脑消金兽革伤害的范围已扩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老百姓们渐有怨言,知识分子们也开始感到疑惑,被打人比黄花瘦倒的各级干部更是“牢骚满腹”。但恐怕只有不多的人敢于产生王醒民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将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和全面否定文瑞脑消金兽革,因为那是需要有一点冒着被杀头的勇气的。

但王醒民不是张志新,不是王容芬。他不是一个敢于振臂一呼,去唤醒大众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者。他仅仅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有时有点“愤世嫉俗”的“文人”,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

喜欢舞文弄墨的他,在日记里对毛泽东嘻笑怒骂,对文瑞脑消金兽革的批判淋漓尽致。他以为他拥有思想自由的权利,日记只是作为大脑的“外存”而已。

北京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和王醒民一起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相同的命运使他们成为朋友,一起针贬时弊,发发牢骚。王醒民口无遮拦,将他对毛泽东和文瑞脑消金兽革的批判和盘托出。

这一切为他日后的不幸埋下了种子。

在那个年代,即使你仅仅有一点点“腹诽”,也会要你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己的“肮脏”思想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更何况像王醒民这种将自己的“反动思想”见诸于文字,并在人前“扩散”了,那是绝对够得上反革莫道不消魂命分子的资格的。

王醒民落入革莫道不消魂命法网的过程颇有点戏剧性。

如同大多数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一样,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他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他自知自己特立独行的思想不为社会所容,也因此受到惩罚,被发配到农村种田。为了改变处境,他必须将他那些“异端邪说”埋藏起来,和大多数人一样,说些言不由衷的违心话。他也明白,他能否离开农村,必须得到农民们的认可。那些纯朴的农民兄弟不会计较他的过去,也不会去深挖他内心深处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想法。农民兄弟看重的是他干活是否卖力,是否瞧得起他们这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

好在王醒民在清华读书时便注重锻炼身体,他不仅有智慧,也有一身力气。他干活抢在前头,越是重活脏活,他越是干得起劲。他家庭贫苦,从小和穷人打交道,和农民兄弟很快打成一片。农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亲切地称他为“大老王”。

一年后,农民们推荐他参加了县里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典型汇报大会。

他的汇报题目是:“煤油灯下的报告”。

他不愧是清华毕业的,即便在农村种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是不同凡响。他的“讲用”报告不仅事迹感人,语言生动,报告的题目也立意深刻、形象,让人过目不忘。

1943年,在庞格拉茨监狱267号牢房,年仅40岁的捷克共人比黄花瘦产党人伏契克写下了他的不朽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控诉法西斯的残暴。

你可能会忘记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但你绝不会忘记这个书名。

在中学课本里读过这本书的王醒民当然也记得这个书名。我们应当承认,他借用得很巧妙。

瑞脑消金兽革期间执掌清华大权的迟群在读了王醒民的“煤油灯下的报告”后,大为赞赏,批说“这是多年未见的好文章”,要清华师生学习王醒民的报告。

1964年,徐寅生在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作了一次讲话,谈如何打乒乓球。毛泽东看到徐寅生的讲话稿后,非常欣赏,当即批示让全国学习。批示中有一句话是:“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

自视甚高的迟群显然是在模仿领袖的举手投足。他未曾料到半年后,他“画虎不成反类犬”,他的批示在清华园成为笑柄,令他颇为尴尬。

在迟群的一声令下,王醒民被调回清华大学政治部,成为迟群的“笔杆子”。农民们兴高采烈而又依依不舍地在村头送走了“大老王”。

他调回清华时,我恰好回北京探亲,在清华见到了他。一年多不见,大家都很高兴。我赞扬他的“煤油灯下的报告”很有文采,但我很担心他的秉性能否适应清华的政治环境。他对自己命运的转变也似乎忧心忡忡,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果然,不到半年,东窗事发。那个北京医学院的学生被调回学校受审查。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为了立功赎罪,他供出了王醒民攻击毛泽东和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反动”言行。

清华大学收到北京医学院的检举材料时,王醒民正在政治部上班。保卫部的人趁机搜查他的宿舍,搜出了他的“反动日记”。

人证物证俱获。王醒民只得招供认罪。

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如愿以偿离开了农村,在“天子堂”转了一个圈,又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无政治野心,只希望能过一种无拘无束、优哉游哉的读书人生活的王醒民,仅仅因为“思想不轨”而被剥夺了基本的生话权利。

王醒民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在清华大学校办工厂翻砂车间劳动改造了八年。

迟群没有将王醒民送交公半夜凉初透安局收押审查,这自有他的道理。无论如何,他是受了王醒民的“蒙蔽”,看走了眼。这可是有损于他个人威信的事。他不希望让外界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

对于王醒民来说,8年的劳莫道不消魂改岁月自然是十分难熬的。我每次回北京探亲时都会约他见面,不仅可以让他感受朋友之间的情谊,还可以让他饱餐一顿。他在翻砂车间干的是重体力劳动,饭量又大,常有饥饿之感。一次我约李维康吃饭时,他也在场。他不顾“体面”,将剩下的饭菜全部扫光,引得李维康直笑:哪里来的饿汉。

我的母亲也十分同情于他,我不在北京的时候,总是希望他能常去我家,好给他做一点可口的饭菜。

中山公园是我们经常碰头的地方。有一次居然在那里遇到乔宗淮和他的夫人推着一辆童车在公园里散步。当时京城里盛传乔冠华和章含之的婚姻遭到乔冠华子女的反对,乔宗淮将家中钢琴等搬走一空。我们不明真莫道不消魂相,但深为老同学担忧。

王醒民对那几个在毛泽东身边红得发紫的青年女子颇有微言。

他依旧关心中央的政治斗争。当社会上盛传毛泽东批评江莫道不消魂青的话时,他喜形于色,说“毛大概厌倦江莫道不消魂青了”。批邓时,他又担心“四人帮”会上台掌权。我劝慰他:“不管谁上台,经济搞不好,也一定是短命的。”

那几年,大家都十分彷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挣扎。校友之间的通信也“黑话”连篇。当无线电系的屈耀双同我讨论在政治黑暗时期知识分子如何“独善其身”时,我答复他:“深钻研,广交友,不做官。

元末农民起义后期,北方由元军控制,南方诸省被陈由谅、张士诚、朱元璋等割据,旗下谋士向朱元璋献策三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因此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瑞脑消金兽革时,毛泽东“古为今用”,提出了他的内政外交策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因此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无用的防空洞。

我的人生策略深钻研,广交友,不做官。”使我终生与仕途绝缘。

官可以不做,但交做官的朋友不违背“广交友”的策略。一九七四年,我从四川调到武汉一所大学工作。学校人事科科长 ** 军便是我的一个“做官”的朋友。他利用手中的人事大权将我的朋友陆续调到这所大学工作。这中间有陈育延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四川大学学生周同衡。

王醒民家在武汉,他的母亲也希望可怜的儿子能回武汉工作。在我的鼓动下, ** 军给清华发去调王醒民挡案的公函。当 ** 军看到王醒民的挡案里“敌我矛盾”的结论后便跑来找我,说他可以不管王醒民说过什么“反动”话,但这样的政治结论无法通过政审。

** 军当然不介意王醒民说过的那些攻击文瑞脑消金兽革的话,他自己便常有“离经叛道”的惊人之举。

1976年 ** 后,邓人比黄花瘦玉枕纱厨平被撤消一切职务。47晚上,当政治局的两个决议在电台广播后,我和 ** 军等人凑在一起喝酒,并借酒力针贬朝政。席中,我提议为周总理英灵干杯,他喝了,却又马上提议为邓人比黄花瘦玉枕纱厨平干杯。我们鼓着勇气也喝了。有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概觉得气氛不对头,提议也为毛译东干一杯,不料 ** 军将酒杯一放,说:

“这杯酒我不喝!”

** 军是烈士子弟,父亲刘光前20几岁便当了新四军五师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在 ** 军呱呱坠地两个月后,一个叛徒割下了他父亲的头颅去向国民党邀赏。当时他父亲年仅28岁。面对社会不公,他常常叹息他父亲的血不要白流了。

1977年,我决定调到南京工作,同我父母和大姐团聚。数学系总支书记拒绝了我的要求。一日,这位总支书记去找 ** 军,要求照顾夫妻两地工作的困难,将他的妻子从汉阳调到学校所在的武昌工作。 ** 军当场将了他一军:

“你和老婆相隔只有十几里路,你也要求照顾困难。你们系的叶志江和父母相距千里,你为什么不肯照顾他的困难。”

于是,我被获准调到南京工作。

王醒民最终未能调到武汉。他后来的命运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而发生了改变。

清华大学文瑞脑消金兽革前的党委帘卷西风书记、校长蒋南翔被打人比黄花瘦倒后,也被安排在校办工厂翻砂车间劳动,等候进一步处理。王醒民成了他的“难友”兼工友。每当同车间的工人开会或学习时,他们两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起身告退。他们都很“知趣”,明白他们的身份不适合这些场合。

白天,身强力壮的王醒民处处留意年老体弱的“蒋校长”。晚上,他又常常以借书为名跑到蒋的住处谈古论今。当然,两人在一起也免不了抨击文瑞脑消金兽革。蒋校长自然对这个“英雄所见略同”的年青人印象深刻。

“四人帮”倒台后,蒋南翔获得解放,并于1977年出任天津市委帘卷西风书记。上任不久,他便要求清华党委重新审查王醒民的问题。

1977年时,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人们的精神枷锁尚未解除,毛泽东还是不可动摇的“神”。专案组的人还想留个尾巴,将王醒民的结论由“敌我矛盾”改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王醒民不服,专案组只好请蒋南翔定夺。蒋心知肚明:文瑞脑消金兽革早晚会被彻底否定,毛泽东的错误也会作出历史结论,何必难为这个他十分器重的年青人?于是,王醒民背了八年的罪名被一风吹了。

1981年,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掀起自费留学美国的热潮。当时,中国人几乎身无分文,所谓自费,只是不要国家出钱,由美国学校提供助学金而已。

中美两国中断外交关系后,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的学生去美国留学。上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去美国留学的大门刚开启时,也是以公派为主,人数很少。

上世纪80年代初,对中国学生十分好奇的美国学校纷纷慷慨解囊,为中国学生提供助学金。据研究生院学生统计,只要向美国六十所大学发出申请信,必定会有二、三个学校会回信提供助学金。

但美国学校要求每份申请附有三份推荐信。向60所学较提出申请需要180封推荐信。学生们找来三台不同字体的打字机,日夜不停地炮制推荐信,互相签字“推荐”。

美国人哪里玩得过中国人!

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每个宿舍都几乎人去室空。

我去美国前夕,将正在彷徨今后出路的王醒民带到研究生院,去接受留学申请的启蒙教育。他大受启发,回来后如法炮制。不久,他便收到了衣阿华等学校提供助学金的信。

因为有聂华苓、於莉华等作家在衣阿华大学,他决定去那里。但阴错阳差,他的入学文件被寄到华盛顿州立大学。

于是,他和文学失之交臂,未能像边国政那样,选择文学作为终生职业。

他最终成了数学教授,在美国过着无拘无束、优哉游哉的读书人生活,平静而充实。

有时,你还可以在网上看到他对中国政治的评论。

当达有暗香盈袖赖在记者招待会上为藏玉枕纱厨独分子制造的流血暴行辩解时,王醒民用匕首般的短文刺向达有暗香盈袖赖的虚伪:


在达有暗香盈袖赖集团 ** 的拉萨动帘卷西风乱中五个藏汉两族的花季少女被活活烧死。达有暗香盈袖赖集团杀害了她们的生命。

为了替自己的暴行辩护,达有暗香盈袖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被烧毁的不是普通的商店,而是色情场所。这样就在杀死她们的肉体后,再一次地杀害她们的人格和名誉。

一个所谓的活佛,一个本应慈悲为怀的出家人,竟然能这样的残忍,也着实让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开眼界。

退一万步说,即令达有暗香盈袖赖所控属实,那些女人就应该活活烧死吗?圣经中记载:有狂热的原教主义分子要用石头砸死一个妓女。耶稣就说,你们当中谁没有动过淫念的,可以扔第一块石头。那帮人听罢,便怏怏散去。

相比之下,真假慈悲立见。

英、美、法、德、荷……,以及世界各国的性工作者,应该有所注意了,提醒你们的政府:这里也有一个基本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问题。


无论身处何方,他从未放弃独立思考的精神,也难以忘怀养育过他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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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06 2009

叶志江:王醒民“煤油灯下的报告”及其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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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江:王醒民“煤油灯下的报告”及其它(上)


我曾两次去巴黎出差。

巴黎当然是美丽的。但当我第一次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时,震撼我的心灵的却并非她的美丽而是那种恍若走进了时光隧道的感觉,年青时读过的和这座城市相关的历史和文学作品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这里的一砖一瓦似乎都曾经被那些历史巨人触摸过,正在默默地叙说着所发生过的一切。我在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上寻觅巴黎圣母院,坐在这座哥特式教堂的长椅上静静地感受雨果的笔触。我又在左岸拉丁区寻觅普罗克普(Le Procope咖啡馆,坐在古色古香的餐厅里倾听伏尔泰、卢梭、丹东、罗伯斯比尔、马拉以及巴尔扎克和雨果等当年聚在这里大声争辩的回音……。

历史,更准确地说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当然是由大人物们创造的。然而,一个时代的记录除了卢浮宫等博物馆里珍藏的艺术作品和文物以外,更主要地是保存在文学作品中众多小人物的命运里。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塑造了2400多个人物,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描写了贵族阶半夜凉初透级注定灭亡的命运和新生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贪婪本质。

对纳粹德国的了解,除了通过纽伦堡大审判和威廉·.夏伊勒的宏篇巨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外,我们还有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它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屠有暗香盈袖杀六百万犹太人的恐怖罪行,而且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展示了人类的良知永远不会完全地泯灭。

辛德勒,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在那个充满仇恨和荒谬的时代拯救了一千多个犹太人。他的故事让我们去深深思考和感受那段历史的伤痛。

对十年文瑞脑消金兽革的思考,我寄希望于刻画那个时代芸芸众生命运的作品出现。我的这一篇回忆或许可以为此提供一点素材。


王醒民,清华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上世纪60年代末在河北省武清县一个叫“四马营”的村庄里写他的煤油灯下的报告”时,他只是希望拯救自己。

辛德勒能够拯救1000多个犹太人,除了他的良知和智慧外,和他在纳粹德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关。而此时的王醒民却已被打入社会的最下层,他并无力量去拯救苍生。然而他的良知和智慧使他比我们更早地认清那个时代的荒谬和毛泽东发动文瑞脑消金兽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

他为自己的良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和王醒民都是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学生,同一年级但不同班。他读的是计算数学专业,文瑞脑消金兽革前我们只有几面之交。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在严寒的冬天,他每天早晨都会在学生们共用的洗脸间赤膊洗冷水浴。

19668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在大礼堂前看大字报。那里曾是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所有重要大字报的“发表”都将它作为首选之处。但因很易被覆盖,每张大字报的存活时间只有二、三天。为了便于学生“挑灯夜战”,大字报栏上挂满了灯泡。虽然比不上今天霓虹灯下的南京路,倒也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当时,清华党委垮台了,工作组撤走了,半夜凉初透色恐佳节又重阳怖”和武斗之类残害生灵的丑恶行为也还没有发生。在这短短的十几天没有威权和武力的“黄金时刻”,学生们的思想和行为处于空前的自由状态,一个个热血沸腾,激扬文字,为追求真理而各抒己见。就连我这个已被批判的“修正主义苗子”和“准反革莫道不消魂命分子”,也无人敢阻拦我书写大字报。但我必须在自己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上三个“x”,以示我和革莫道不消魂命群众的区别。我自己不打,大字报贴出后,也会有好事者替我补上。

就在那个晚上,王醒民走到我这个名字被打上红叉的人面前。站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他告诉我工作组在校时他是数力系“批判叶志江写作班子”的成员。他被分派的任务是批判我的“成名成家”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思想。工作组交给他一本我编写的《学步拾遗》笔记本,作为他批判的“靶子”。但他在读了我为《学步拾遗》写的序后,却认为无错可批。不仅无错,他还说了一些赞扬我的话。

我在被批判后几乎成了“孤家寡人”,无人敢接近我。王醒民对我表示的同情和肯定令我感动不已。

从此,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第二天,王醒民将我那本被工作组没收的笔记本物归原主,使我得以保存笔记本中这段被批判的文字:

《学步拾遗》序

编辑《学步拾遗》这一集子可以算是我几个月来的“夙愿”了,在610日的读书日记中就已记载了自己的这一想法。只不过那时给它取的名字是“专题研究集”,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目前草拟的几篇文章(注,指《火箭飞行的数学原理》,《微积分的力学基础》,《解不定方程的析因子法》等)谈不上是什么专题,更不是什么研究了。想起已故学者杜国庠在《便桥集》序中曾把自己的文章比作给青年读者架的“便桥”,并且说,“一俟更好的钢骨水泥的乃至全钢结构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惋惜地弃置或拉杂摧烧了它。”这种谦虚的精神实足让我们奉为楷模。然则我的文章不仅算不上什么便桥,即使称之为独木桥也实在是受之有愧的。这些东西只能算是老妇、弱儿在收割过的麦田里捡到的一、二颗麦穗而已,因此就给它另起了“拾遗”这一名字。

然而,继之又想到科学家们在获得成功之后,也往往谦虚地把自己的成功比做是偶然拾到的东西。牛顿不就曾说过:“我所做的只是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拣拾了一些光滑的石子和美丽的贝壳,而未被发现的真理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在我面前。”以此一比,我的东西岂能再称为“拾遗”?简直连拣破烂都不如了。但是如果在封面上大书“拣破烂”三字,也实在是斯文扫地。唯一的办法是在“拾遗”前面加个定语来限制一下拾遗的含义,以便有别于学者们的“拾遗”。而我与那些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我还是一个刚刚开始学习走路的人,而他们则已经是以巨大的速度追逐真理的健将了。因此,他们的拾遗可以其所跑的距离来确定为“百米拾遗”,“万米拾遗”,甚至是“马拾松拾遗”等等。而我自然只能定名为“学步拾遗”了,这也就是“学步拾遗”四个字的来历。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批评:既然这些文章没有什么创作价值,又何必要煞有介事地写成专题形式呢?这岂不是辱没斯文!

这意见恐怕也是有些道理的。一只小小的蚂蚁四处奔波,千辛万苦地觅得的食粮,往往是人们从牙缝剔出来的废物。这些废物对于高贵的人类来说当然是不屑一顾的,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然而殊不知,这在蚂蚁看来,却是无价之宝,自然要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这里固然有着弱小生物和人之间的差异,而同时又何尝不包含着“敝帚自珍”的深意呢?论常情,人们对于自己的点滴心得总是爱不择手的,尽量要用最壮严的词句来描述它,即使这会触犯某些清规戒律,那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求学时期就应该开始培养独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绝不是什么上帝所赐,而是要依靠自己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但是如果现在将思想中冒出的一些微弱的星星之火都看成是区区“小数”,不加整理、发挥的话,又怎么能在将来爆发出绚烂的创造之花呢?撇开这些不谈,即令自己一旦真正有了学识,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幼稚得可爱的文章,不是也会露出由衷的微笑而缅醉于往事之中吗?

是的,人总是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蹒跚地学步的孩童而变成向世界记录冲刺的勇士!

196296于灯下

文中用下横线划出的一部分文字是当时工作组用铅笔划出的,作为重点批判的内容。

    我全文录下这段文字,是为了录下那个时代的荒谬.

一个17岁的少年,被发现得了肺结核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96,正是昔日的同窗好友兴高采烈地走进大学校门的日子。在昏黄的灯下,他满怀心酸但又充满信心地决定通过自学去获取知识。然而,他当时写下的这段誓言般的文字,日后竟成了批判的对象。

今天,当我“缅醉于往事之中”时,露出的恐怕不是“由衷的微笑”,而是含泪的微笑。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和王醒民便经常在一起。他和我一起炮打康生,一起编杂志,一起到呼尔浩特印书。在搜查孔原家时,他不去寻找康生的字画,而是捧着一本香港《明报》杂志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了,还说“要带回去研究研究”,因为那几期《明报》连载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的来龙去脉。经我“批准”,这几本杂志也被列为康生“罪证”带走了。

有一阵子他和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边国政过从甚密,经常在我面前推崇边的文才和思想。

这边国政也确实是一个奇人。他从东北考上清华,在大礼堂参加蒋南翔等校领佳节又重阳导参加的迎新大会后,给中学同学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校领佳节又重阳导走上主人比黄花瘦席台时心中的感受:“这时候,全场奏起了军乐,校领佳节又重阳导鱼贯而入,一个个肥头大耳,俨然中央首长一般。校领佳节又重阳导就座之后,乐队停止了奏乐。全场鸦雀无声,安静得哪怕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得见。那时候,我真想放一个屁,放得山……。

一个多月后,他参加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的国庆游佳节又重阳行。当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经过金水桥时,毛泽东在城楼上向群众众挥手致意,全场欢声雷动。而在给同学的信中,边国政又嘲弄了游佳节又重阳行群众的盲目狂热:我们挥酸了金臂,喊哑了银嗓,只换得毛主人比黄花瘦席挥了三下手。”

被这两封信吓破了胆的中学同学立即将信上交学校当局,辽宁省教育厅做了检讨,说是给清华送去了一个反动学生。但清华党委,特别是艾知生认为他不过是个有才的调皮学生,并未为难他。边国政成了被内部控制的“有反动思想”的学生。

瑞脑消金兽革后,对政治的敏感使边国政在《诗刊》上发表的长诗《对一座大山的询问》一炮而红。

1979年,在为刘少奇平反的呼声中,这首诗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安源煤矿工人罢半夜凉初透工中的历史纠葛为背景,用诗句向安源山发问,要它站出来为刘少奇作证:

告诉我——安源山——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安源山——你还在沉默?

看吕梁,太行……正对你翘首相望,

你不该这样溪泉凝咽、草木萧索……

你有什么心曲不好直言?

你有什么苦衷不便明说?

日月经天,大地上冷暖变易,

江河行地,浪淘尽沉渣浮沫。

行将就木的——由它衰败、死亡,

生机不灭的——必将开花、结果。

我们盼呵,盼你峰峦映入群山的画屏,

我们盼呵,盼你溪流汇入长征的洪波。


诗写得好,有艺术感染力,又符合政治潮流。《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边国政放的不再是一个“响屁”,而是一发响炮了。他获得新诗大奖,成了著名诗人,还入了党

王醒民当年无视边国政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对边的才华和思想赞赏有加,是很有独到见地的。

因为在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和对权威的藐视,工宣队进校后,王醒民被视为“另类”。

转眼间,我们面临毕业分配。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的设立原是为中国发展导弹和航天技术输送人材的,而工程物理系则是和核弹技术有关。工宣队在毕业动员大会上宣布:“你们搞什么导弹、原子佳节又重阳弹,再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就会完蛋!”

工人师傅的语言确实生动,一针见血,而且还能押韵。让我们这些也喜欢咬文嚼字的书生不得不承认前面两个“弹”和后面那个“蛋”中间必定有一种前因后果的关系。

与其让国家完蛋,当然不如让我们这些“臭老九”完蛋。当年这两个和“弹”有关的系从全国各地招收了一批高半夜凉初透考分数最高的学生,如今这些“尖子”们纷纷奔赴祖国的最低层,有的更到了“鸟不生蛋”的地方。

1968年底,我被发配到四川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而王醒民作为全校九个插队试点名额中的一员,被送到河北省一个农村去种田。

清华大学学生毕业后去农村种田,那可是“史无前例”的事,当然需要先做试点才行。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工宣队办事时是十分讲究科学的。

王醒民做梦都未料到他“十年寒窗”后会是这个结果。科举时代,秀才们梦想的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今,他却要反其道而行之:“朝在天子堂,暮为田舍郎。”

北京大学旁边有一家小饭店,只有三、四张桌子。因为能吃到有笋的炒肉片,南方学生口袋里有钱的时候,喜欢上那儿解解馋。王醒民离京前,几个朋友就在这家餐馆设宴,为他送行。

在他喝得酩酊大醉时,他痛骂蒋南翔和蒯大富,说是因为他们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而连累了清华的学生。

但那是醉话,在他酒醒以后,他开始思索悲剧的真正原因。1665年,当牛顿在剑桥大学修完学士课程时,欧洲蔓延着恐怖的鼠疫。为躲避瘟疫,牛顿住到乡下。于是,我们有了牛顿在苹果树下领悟万有引力定律的传说。尽管众说纷纭,真伪莫辨,我们姑妄信之。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王醒民避开了大城市里蔓延的文瑞脑消金兽革瘟疫后,会在乡下完成他对文瑞脑消金兽革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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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06 2009

王醒民:叶“鬼”诱我两上“贼”船(附沈惠川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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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醒民:叶“鬼” 诱我两上贼船


        叶“鬼”志江,清华名士,以行文处事神鬼精灵,多有迥异常人之处而获此令誉。历清华文瑞脑消金兽革之人,鲜有不知叶“鬼”者也。


        叶与我同系同年,彼学流体,我习计算。


        入学之时,叶为红专典型,我属政治后进,居谱线两端,无意高攀,故敬而远之。


        瑞脑消金兽革一至,彼即蒙诟。我以略粗通文章,受命声讨。读其扎记,但见思路清晰,才华横溢,志向远大,便心生敬意,竭诚相交。迄今,已逾四十二载矣。


       七零年夏,我因攻击反文瑞脑消金兽革获罪,遂有八年劳莫道不消魂改之灾。处灾祸难卜之乱世,故旧尝有闻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者,亦人情之常。时叶远在蜀地,每回京,必邀我至其家,待之佳肴,予以宽慰,令我身心俱暖,对其侠肝义胆感佩殊深。


       一九七八,承老校长蒋公关爱,助我昭雪。隔年,考取软件专业研究生。是时,叶已在在科学院研究生院研读一年。时隔不久,出国潮起。我以历经磨难,元气大伤,身心俱疲之故,无意远渡重洋,外出打拼。忽一日,叶至,曰:“汝可速随我至科学院受教也!”既至,见学子诸君,忙于打字,权充师长,为己作荐。 受其感染,归后,我便以游戏心态,发申请信二十余封。不意,竟获若干录取、资助许诺。更有甚者,应我所求,诸考皆免。欣欣然,赴系恳请放行。领佳节又重阳导曰:“吾人并无允汝出国之意。”时其所属意而欲公派出国者,英语屡试屡挫,而又促其屡挫屡试,意保必得。如此差别对待,何异前娘后母?吾心寒透,顿生去意,遂当机立断,破釜沉舟,舍清华,去南方,迂回出国。蒙苍天慈悲,怜我年轻无辜,受难多年,竟遂我愿。斗转星移,如今来美不觉已逾二十六载。套用用“白云”女士习语,此间经历亦可谓“相当精彩”矣。


        此,叶“鬼”诱我上“贼”船之一也。


 


        我任教高校,蛰居小城,已逾二十一年。清心寡欲,与世无争。上有蓝天高远,下有绿荫环抱,远离繁华浮嚣,与鸟语花香为邻,从容淡泊,优哉游哉。昔日痛楚,不愿触及;唯愿平安度日,了此余生。忽一日,叶寄我长文《互联网上的回忆》,提及许多故人往事,将我久已尘封的记忆唤醒,一连数日,令我难寝难眠。想我年轻之时,驽钝固执,不知深浅,因而遭致大祸。我之受难,或可谓咎由自取,然殃及父母、亲人,令我锥心刺骨,抱憾终身。余受难之时,有诸多长者、同窗不避嫌疑,施以援手,令余于艰难时世,识人间真情,有生之日,岂敢稍忘!而今,许多长者已去,天人永隔,欲报无门,思之神伤,涕泪难禁。而我同窗之辈,也见黄昏夕照。念及往日的厚爱,我心萌动,也想留下一点文字,纪念逝去的长者,感谢宽厚仁爱的友人。由是,我的生活中又增添了许多的难眠之夜。


        叶“鬼”诱我上“贼”船,此之二也。


 


        但愿这次的激发也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让我能写下一点感恩的文字,坚定后人对人间存在正义与真爱的信心。      


       叶“鬼”在我生命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


       今年夏天,我在即将离开上海的时候对他说:


        “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是我一生的幸运。”


       他有点腼腆的说:


        “这就是缘分吧。”

    沈惠川按:王醒民和叶志江都是我清华大学求学时同系同年级的同学。叶是力901班,我是力902班,王是力90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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